浅析日本近现代宗教团体立法沿革及理念的变迁.docVIP

浅析日本近现代宗教团体立法沿革及理念的变迁 日本宗教法人法于1951年颁布，到XX年为止，先后 进行了 25次不同规模的修改，与其他有关宗教团体的法律 法规，例如宪法、民法、公益法人法、稅法、劳动法等相 互配合，形成了日本现行的宗教团体法律制度。在这一庞 杂的法律体系中，宗教法人法处于核心地位，规定了宗教 团体的基本行为规范，反映了宗教立法的基本理念与精神, 是了解日本宗教团体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文章通 过梳理日本宗教法人法的立法过程，探讨其立法理念的变 迁，分析信教自由原则的确立与日本社会文化、宗教事务 发展的关系。 一、从神道国教化到 明治宪法的信仰自由 （一）神道国教化政策的确立 1868年成立的明治新政府以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为 目标，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采用神道国教化 政策，恢复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将供奉天皇家氏神的伊势 神宫置于全国其他神社之上，把全国各地的神社分为不同 的等级，纳入国家体制，使其成为国家组织体系的一部 分。将这些神社神道通过立法上升为国教，促使国民强烈 崇拜，以维持天皇权威的绝对化。 由于神教国教化的政策遭到强烈反对，187 2年天皇政 府不得不放弃了神道国教化的政策，以《三条教则》为根 本宣扬皇道思想，任命神宫、僧侣等教职，转而采取神佛 共同布教的国民教化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发生了浦上教 案，在基督教徒的反对下，1873年政府撤销了禁止基督教 的政令，默许了基督教活动的合法性。此外，从欧美回国 的知识分子带回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政府的宗教政策 受到严厉抨击。加之修改条约等国际舆论的压力，为了获 得西欧各国的信任，日本政府不得不出台信仰自由的政策, 神社神道与教派神道相分离，神社是国家祭祀的设施，提 出了 “神社非宗教论”的观点，试图协调对神社的强制崇 拜与信教自由之间的关系。 （二）明治宪法中信教自由权利的确立1 889年大日本帝 国宪法（明治宪法）颁布。受人权思想影响，第28条规定保 障信教自由，即日本臣民在不妨碍秩序安宁及不违反臣民 义务的前提下，有信教自由。信教自由作为一项宪法上的 权利被确认下来。实际上，明治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并 不是天赋的自然人权，而是因宪法规定而产生的权利。天 皇、贵族与臣民是不同的，前者永远是支配者，后者永远 是被支配者。这样的思想意识是明治宪法的根基。此外， 日本明治宪法对人权的保护只是保障“臣民的权利”。明治 宪法的上谕规定：“朕宣告珍视和保护我的臣民的权利及财 产安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应该完善它的享有。”这 种宪法上的权利仅指“以法律的规定”而予以保护，从而 给予了立法者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限制个人权利的自由。 根据“神社非宗教论”的解释，参拜神社是臣民的义务， 拒绝参拜神社是对神社的不敬，妨碍了国家的“安宁秩序”, 是应当被取缔的。所以宪法的这一规定对信仰自由的保护 是非常薄弱的，与其说是立法对信教自由的保护，不如说 是为行政限制信教自由留了余地。 二、《宗教团体法》的制定与国家宗教统制 （一）《宗教团体法》的制定 明治政权建立之后，为了推行宗教教化的政策，政府 以各种形式颁布了大量与宗教团体有关的法令，比如太政 官的布告和通告、教部省的通告、内务省令、训令等。明 治宪法第76条规定，与宪法不相冲突的法令具有约束力。 虽然这些法令起了很重要的社会作用，但是由于形式各异, 内容分散，在实际适用中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妨 碍宗教团体的发展，影响教化活动的顺利开展。因此有必 要制定涉及宗教行政管理的根本法规，为宗教团体的宗教 活动提供制度上的便利，同时也希望通过宗教根本法的制 定实施，保护宗教活动及加强国家对宗教活动的监督。此 外，制定宗教行政法律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实现明治宪 法第28条规定的信教自由的精神，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定明 确国民在宗教活动方面的权利义务。鉴于上述种种考虑， 帝国议会曾经先后3次提出过涉及宗教团体的法律议案： 1899年第14次帝国议会提岀的宗教法案、1927年第52次 帝国议会提出的宗教法案、1929年第56次帝国议会提出的 宗教团体法案。这些法律议案均未获得通过。政府于1935 年命令宗教制度调查会审议宗教团体法案纲要及宗教团体 法草案，不过这一法案并没有提交议会审议。之后很快爆 发了中日战争，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政府开始强化国家 主义、军国主义，在国家总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方针的 指导下，采取了宗教教化的国家政策。于是，在1939年第 74次帝国议会上通过了宗教团体法案，自1940年4月1日 起施行。 宗教团体法的立法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加强国家 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的监督、管制以及利用宗教引导国 民为战争服务。政府发布的《宗教团体法案理由书》里有 如下说明：国民精神的振作与宗教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 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