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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古文字的范围 按照中国传统文字学的观点，古文字指先秦时代的汉字。现代的文字学者多数认为秦统一后的篆文，即所谓小篆，也应该划入古文字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着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按照这种意见，古文字可以说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 古文字学的内容 在中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20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人们所说的古文字学，内容并不一致，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古文字学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为对象，着重于释读这些资料，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认为应该称为古铭刻学。在广义的古文字学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视为重点。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着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 古文字资料的种类很多。按照所研究的资料的范围，古文字学已经形成了甲骨学(以研究殷墟甲骨卜辞为主)、殷周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秦汉简牍帛书研究（如去掉“秦汉”二字，可以包括对战国简册帛书的研究）等分支。 古文字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 古文字学跟不少学科有密切关系。它跟考古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古文字资料有很多是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而且发掘记录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用处。反过来看，这些资料对判断有关墓葬或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也往往能起很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器物上的铭文对研究这些器物本身也极为重要。要考释古文字或通读古文字资料，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举例说，如果不懂先秦语音，对先秦古文字资料里的通假现象就无法正确理解。反过来看，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对研究先秦以至秦汉的语言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要研究商代语言，就几乎只能根据商代的古文字资料。古文字的字形对研究上古的词义和语音也有很大用处。古文字在文字学上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古典文献学、古史（包括古文化史）学以至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对通读古文字资料和考释古文字也都是需要的。同时，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也都能为这些学科提供重要的研究根据。在古文字学和上述各种学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古文字学简史 汉代 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 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 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