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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下汉江水探讨文化发展论文 水文化是文化的分支，按照文化公认的定义，可将水文化界定为人类社会创造的与水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逐步认识自然水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总结、借水为喻的种种哲理、与水接触所遗存的历史轨迹、与水接触所传播的生活习俗与信仰、受水感染而产生的美学表现［１］。据此，汉水水文化可界定为“汉江流域的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与水相关联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然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来探索汉江水文化，应考虑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应遵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将汉江水文化探索的视角，凝聚于人们在汉江流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与水相关联的，能促进汉江流域生态文明建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根据历史的传承和发展，汉水水文化清晰地演绎于和谐共处的治水文化、顺势而为的管水文化、持续发展的用水文化等文化层面。 一、和谐共处的治水文化 所谓治水文化，是指人类在躲避、逃避因水而引起的自然灾害（即水旱灾害），在除水害、兴水利、护水源以及与此有关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总和。汉水流域的治水文化是中华治水文化浓墨重彩的部分。古往今来，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记载，无不展现汉水流域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处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和开创性探索。 （一）远古时代的传承 汉水流域治水文化，传承久远。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当属汉水流域治水文化的起源。当代神话学泰斗袁珂编写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引用五代蜀杜光庭《录异记》卷八释“伏羲女娲”词条：“房州上庸县，有伏羲女娲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是说女娲补天之地在上庸，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竹山县。在《淮南子#8226;览冥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爤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说明女娲时代，洪水肆虐，女娲炼石补天，将“芦灰”聚拢阻拦、堵截滚滚洪水，保卫家园，保护部落生命财产安全。可以说，女娲是造坝防洪排除水患第一人。《尚书#8226;禹贡》记载了大禹治理汉水的详情：“大禹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过三澨，又东为冲浪之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嶓冢为今陕西宁强县境内的嶓冢山（汉源山），漾水为今之漾家河，沧浪之水即今湖北丹江口至襄阳以西老河口一带；三澨在襄阳以东不远的汉水附近。如今，汉水源头有禹王祠、中部有禹王穴、下游有禹王碑，流域各地都有禹王庙、禹王池、禹王台、禹迹亭等禹迹；大禹疏导治水的故事广为传颂，可见大禹为治理汉水做出的贡献。［２］女娲、大禹治理汉水创造了沉甸甸的远古治水文化，也说明早在远古时期，人们为了生存，就开始变害为利，积极探索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二）传统社会的积淀 《史记#8226;循吏列传》云：“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邱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孙叔敖主持兴修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还曾主持修建芍陂，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山河堰是汉代在褒河上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宋史#8226;河渠志》载：“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肖何所作”，又名肖何堰。汉代还修筑了湑水河的高堰、杨镇堰、五门堰等。三国襄阳太守胡烈筑堤防水，老百姓作《胡烈歌》来颂扬他，《襄阳耆旧记》记载：“美哉明后，隽哲惟嶷。陶广乾坤，周孔是则。我武播扬，威振遐域，譬春之阳，如冬之日。耕者让畔，百姓丰溢。惟我胡父，恩惠难置”。东晋襄阳太守邓遐有力拔千钧、万夫不当之勇。相传襄阳城北沔水中有蛟，常常害人。邓遐仗剑与蛟恶战，将恶蛟斩截数段，为民除害。五代十国时期，高季昌下令在潜江境内筑堤１００余里，称为高氏堤。《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此堤“起自荆门州绿麻山至潜江县南沱埠渊，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汉二水，后屡经增筑”。明朝前期，受封禁政策制约，汉江流域山区农田水利建设滞后。成化以后，流民大批涌入，水利工程逐渐增多。据万历二十七年《重修六堰记》记载，仅城固一县就重修六条规模较大的堰渠。嘉靖《陕西通志》卷三十八《水利》记载了南郑、洋县、西乡、安康、汉阴等地修筑堰渠近４０余条。清道光八年，郑敦允任襄阳知府，为方便商船停泊靠岸和货物装卸，改土堤为石堤，建成踏步式石砌码头。１８３１年６月，襄阳遭遇水灾，近半数石堤坍塌，郑敦允已调任武昌粮储道，但决意重回襄阳治理汉水、修缮堤防。如今，在樊城公馆门码头下面还留有千秋传颂的“民不能忘”石匾。 （三）近现代社会的发展 解放前，汉江流域汉中地区的水利工程主要用于农田灌溉。其中，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修建汉惠渠，用于浇灌沔县、褒城两县８万亩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