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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解释适用问题分析行政刑法论文 摘要：刑法用语作为承载信息的工具，具有滞后性、模糊性、开放性等缺点，信息时代的犯罪特点呈现出隐蔽性、智能性、技术性的趋势，如何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给予新兴犯罪行为以合理的解释，是刑法解释面临的巨大挑战。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的选择关乎刑法解释立场，为解释指明了方向；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的选择是解释限度的问题，制约着解释的范围。对于刑法条文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出于社会危害性之实质层面的考虑又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应坚持客观解释的态度，并用实质解释的手段使其入罪。 关键词：刑法解释；客观解释；实质解释；快播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一、问题的提出：“快播案”的争议焦点 被喻为“2016年互联网第一案”的快播案最终宣判，快播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被判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引发了社会舆论以及法学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快播公司是国内著名的流媒体应用及娱乐软件开发商和服务供应商，它免费为用户提供高效的流媒体播放器软件（QvodPlayer）和QVOD媒体服务器安装程序。与一般的播放器软件工具性质不同，快播程序拥有自己的缓存服务器，当某个热门视频资源的点击率达到一定标准时，快播程序会将其自动识别出来并碎片化缓存在不同服务器里，当用户在网络环境不流畅的时候，播放器可以播放已经储存在服务器里的视频，从而使观影的等待时间大大缩短。快播的缓存服务器里存在大量淫秽视频可供用户在线点播观看，公安机关对从扣押的四台服务器里提取的29841个视频文件进行技术鉴定，认定其中属于淫秽视频的文件为21251个，占比达70%以上。控方据此认为快播的缓存服务器方便、加速了淫秽视频的下载和传播，而快播作为服务器的提供者不仅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还在明知快播网络系统内大量存在淫秽视频的情况下，出于牟利考虑，放任淫秽视频在其服务器内被储存传播，故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对其提起诉讼。在对快播公司行为的定性中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将快播在监管义务上的消极不作为定性为“传播”是否合适？第二，主张“技术本身并不可耻”的“技术中立原则”能否豁免快播的监管义务？第三，“中立的帮助行为”如何解释为“传播”？ 二、刑法解释的理论之争 （一）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争。刑法解释作为一种司法实践活动，是法官适用刑法时对于平面的法律文本和现实的法律事实进行沟通与联系的过程［1］，由于追求的价值目标有所不同，刑法解释立场在理论上存在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的争论。主观解释论主张在法律适用中寻求“立法者本意”，认为立法者的立法用意是刑法的解释依据和解释限度，因此它也被称为立法者意思说［2］。客观解释论则反对立法者用意存在的价值，认为法律文本一旦形成即脱离立法者主观影响而具有独立性，对刑法的解释适用应以符合社会需求的实效性为方向，在文义范围内对法条进行解释阐明。主观解释论认为立法过程是人民意志公平公正的表现，因此遵循立法者本意即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意自由，在此观点之下，刑法对社会秩序维护的作用被置于人权保障机能之后，如何在统一标准之下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平等公正的评判被视为是更为重要的价值追求。客观解释论则认为刑法解释的第一要务是服务于与时俱进的社会需要，首先强调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和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护机能，在自由保障和秩序保障的冲突中以法益保护为内容的后者优先于前者。由于两种解释立场无论彻底贯彻哪一种都不能保全刑法所有机能的发挥，于是有学者提出了综合两者的折中说，如魏东教授的刑法解释保守性命题认为应当坚持主观解释立场，例外地谨慎地允许对入罪的个别客观解释。［3］在讨论立场之争的初期，一篇阐述刑法适用问题的文章曾将主观解释混同于形式解释，将客观解释混同于实质解释［4］，这种观点是存有问题的。主观与客观之争在于立法原意是否应顺应时代流变，是合目的性解释；形式与实质之争则更多讨论解释限度是否只能局限于法条字义，是方法论的解释。两者绝不是等同关系。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的，我国不论学术争鸣还是司法实务都趋向于客观解释立场①，但关于解释限度的争论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二）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之争。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之争在我国是极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争鸣。提倡以罪刑法定原则为重心的形式解释论认为，应当在法条适用解释时优先考虑文字面可能具有的含义，在不超过法条形式含义的基础上再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价；实质解释论提出，中国平面耦合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不包含独立的有责性、违法性判断，因此评价行为是否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应从法益保护的立场出发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进行判断，而非将刑法解释止步于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上［5］。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学界两位各自坚持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的大家均表示，形式和实质的解释绝对不是片面的、纯粹的依据法条或主观作出的价值判断。法官不是冰冷的机器，法官对于法律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