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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方法研究道德教育论文 一、从梁漱溟的文化观看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生成的文化基础 （一）重家庭轻团体。中国自古以来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社会讲究人自出生下来，就处于各种关系中，而家人父子是其中天然的基本关系，由此，“伦理始于家庭，首重家庭，又不止于家庭，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从来中国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5]“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6]以父母的关系推之，则有“徒子徒孙”、“子民”、伯叔兄弟、“天下一家”、“四海兄弟”之说，重情义，遇事向来喜欢求助人情关系。而在西方社会的集团生活所倡的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在中国相对较缺乏。（二）以道德代宗教。在宗教认识上，中西文化有严重的分歧。西方社会认为，宗教就是是人与神的联系，对神敬畏。中国文化对宗教理解，正如梁漱溟认为，“一切宗教都从超绝于人类知识处立他的依据，而以人类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为事。”[7]西洋社会以基督教为主，而中国自孔子以来，便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事实上是周孔的“礼”代替宗教发挥了道德的作用。与宗教在于信仰不同的是，周孔之礼强调人的自觉自律，教人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讲仁义情理，相信自己的力量，凡事反求诸己。（三）长于理性短于理智。在梁漱溟看来，与长于理智短于理性的西洋社会相比，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理智是针对于“本能”一词而说的，理性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必须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8]简言之，理智是不会过多掺杂感情，是心思安静之下的产物，故西洋社会科学技术比古代中国社会先进，理性则包含着人的喜怒哀乐、好恶是非，是人的清明安和之心。梁漱溟认为，儒家所尊崇的是作为代表“天、神、君、国、多数”的代名词的“理性”。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向上之心———讲求“义”、“理”、“公平”等，和相与之情厚———重良心、讲情义。 二、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的作用路径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儒家思想道德教育方法也成为在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一）外部路径：移风易俗。1、环境默化。中国古代社会重视环境对人良好道德修养和思想品格养成在不知不觉中的潜移默化作用。荀子最早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他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8226;劝学》）西汉#8226;刘向在《列女传#8226;卷一#8226;母仪》中记载：“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孟母为了给孟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不惜进行了三次迁居，“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孔子也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说明了周围的朋友和环境对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影响。2、化民成俗。“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9]此可谓“化民成俗”，即用教育感化民众，将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生活礼俗、乡规民约、家法族规等化为民众在实际生活中的习惯。是统治者用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方法来宣传统治者思想方法的一种方法。“化民成俗”的方式很多，首先，可以通过统治者的强制推行，其次，还可以借助各级官吏的训俗活动，再次，还可以通过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自发养成、慢慢积累而形成的民俗。如秦汉时期出现的“三老”专职教化，化民成俗的方法使封建礼教、道德规范在民众生活中更容易世代相袭、根深蒂固。3、礼乐结合。“礼乐结合，即注重道德内化过程中人的情感、意志因素，借助说、唱等通俗的文艺形式进行道德教化，陶冶人们的性情，培养人们的高尚情操。”[10]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8226;泰伯》）礼乐结合是在受教育者的内心处于轻松愉悦的状态下，使教化的过程变为一种身心美的享受，进而使社会对人的道德规范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中国古代涌现了很多礼乐结合的具体形式，如评话、弹词、鼓词等，这些通俗的形式，正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道德规范传播范围更广，传播程度更深。（二）中间路径：教师教化。德教为先是中国古代教育一贯坚持的原则。儒家推崇仁政，而仁政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又要求推行德治，德治要求必须重视教化。教育者则在教化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师教化是指在有组织、有目的的教育活动中，教育主体通过发挥自身的作用改造教育客体的思想道德，是一种外化方法。1、言传身教。言传身教是将理论灌输的说教和亲身躬行的身教相结合，即教育者既要注重自己的言语说教又要注重自己行为举止，做到言行一致，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理论灌输是教化的基础，儒家设计了仁、义、礼、信、忠、恕、孝、悌、温、良、俭、恭、让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