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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中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之证明｜LEGAL学理 惩罚性赔偿是在补偿性赔偿之外所给予的额外赔偿。我国法律在产品责任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2009年12月制定的《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立法的目的在于通过惩罚性赔偿改善日趋严重的产品安全问题。然而，司法实践的结果显示这一立法愿望基本落空了。为了不使《侵权责任法》第47条成为空文，有必要深入分析其出现适用障碍的原因，并在现行法律框架中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一、“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之证明困境 实践中惩罚性赔偿相关法条的适用情况相当不尽人意。查询北大法宝案例检索系统显示，截止目前，受害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7条请求惩罚性赔偿的，无一得到支持。究其原因，乃是“明知产品存在缺陷”难以证明。例如，“张甲与龙甲等产品责任纠纷上诉案”中法官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侵权人明知产品缺陷为前提。本案中，龙甲、焦某某提交的证据并未证明张甲在销售浴霸等产品时存在明知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产品安全标准的主观过错。”［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民事判决书，(2012)长中民一终字第3943号。］“广州家广超市有限公司员村店等与孟健侵权纠纷上诉案”中的法官也认为，“两上诉人不存在明知所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主观过错。”［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民事判决书，(2010)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344号。］ 或许有人会有一般过错侵权责任为何没有类似问题的疑问。笔者认为，除了属于故意的范畴的“明知”其证明难度本来就比过失要难很多之外，还有两大原因导致“明知产品存在缺陷”难以证明：第一，产品责任的非接触性和技术性的特征非原告所能克服。非接触性，是指产品责任中致害人是通过缺陷产品间接对受害人造成损害。传统侵权中，致害人直接将侵害作用于受害人，致害人的过错往往一目了然。产品责任这种非接触性侵权中，“明知”蕴藏于产品的设计与生产的过程之中，而损害则通常是在产品使用过程之中出现。两者既有时间差，也有空间差。技术性，是指缺陷产品是否致害一般需要专业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损害是否由缺陷造成，这些都是受害人单独无法完成的。第二，我国的产品缺陷的定义存在问题，为被告逃脱责任提供了机会。不同于一般侵权责任中的“明知”是指明知损害结果发生，产品责任中的明知则是指明知存在产品缺陷。由此，产品缺陷就成了产品责任中的关键问题。《侵权责任法》没有对产品缺陷下定义。通常认为，产品缺陷的定义是由《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的，“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一方面，我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存在行业利益保护主义，标准普遍较低；另一方面，产品标准更新常常严重滞后，不能反映时代的要求。因此，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不能表明产品不具有产品缺陷。产品标准有时会成为企业推脱责任的挡箭牌。 作为整治产品安全利器的惩罚性赔偿法律条款不应被束之高阁。为此，我们有必要确定解决解释我国惩罚性赔偿法律条款的指导原则，并提出具体的解释建议。 二、解释我国惩罚性赔偿法律条款的指导原则 惩罚性赔偿源于英美法。大陆侵权法奉行补偿性原则，排斥惩罚性赔偿。我国学者和法官乃至民众在这种环境长期熏陶之下，缺乏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认同。法律条款的适用不能偏离法律条款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因此，确立正确的适用惩罚性赔偿法律条款的指导原则，非常重要。 从立法目的上说，我国惩罚性赔偿法律条款追求的是“遏制不法行为、改善产品安全”。因此，应当将适用惩罚性赔偿法律条款的指导原则定为遏制而非惩罚原则。传统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严重侵权类案件，通常被认为兼具惩罚与阻遏功能。但产品责任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其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企业不应当成为惩罚的对象。一者企业作为抽象人格，其是自然人的营利工具，没有人类那种可惩罚的心理基础。二者惩罚可能伤及无辜，对无责任的股东、债权人甚至消费者都可能造成损害。如果使加害人支付的赔偿多于其所造成的损害，有风险但于社会有益的活动将会被不必要的惩罚予以缩减。惩罚还会导致产品价格升高。产品价格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个别生产商费用的提高并不能决定产品价格。但如果惩罚存在普遍性，影响到产品供应，是会引起市场上的相关产品的价格提高。[1]另一方面，以遏制作为适用的指导原则，还可以起到将惩罚性赔偿的金额控制在必要范围之内的作用。经济分析表明，完全赔偿完全可以实现遏制不法行为的作用。产品责任之所以需要惩罚性赔偿，主要原因是生产商与销售商经常可以逃脱自己的责任。这是由产品责任自身的特征所决定的。因此，惩罚性赔偿实现遏制不法行为的目的，并不需要高额的赔偿，而仅需要让加害人赔偿其应该赔偿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