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字学发展历程.doc

PAGE PAGE 10 现代文字学发展历程 （摘自张玉金《当代中国文字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字学前期的回顾（1949年之前） 从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为中国现代文字学的前期。与传统文字学相比，这一阶段的汉字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1)学科名称的改变。附属于经学的文字学在汉代被称为“小学”。汉代小学研究的重心即是汉字的形、音、义。隋唐以后，狭义的字形、字音、字义的研究发展成为广义的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这时的小学虽然主要是指文字学，但也包括音韵学、训诂学，后两者是附属于前者的。“小学”的名称，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国初年，章太炎建议把“小学”改称“语言文字之学。“文字学”这一名称是在1912年出现的，它实际上是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产生的。当时，西方各种学科的名称，经过汉译之后，都在词尾加上一个“学”字，如“文学”“化学”等等。这样，研究文字的学科就被称为“文字学”了。 学科名称的改变，不但是这一学科走向独立的宣言，而且也是这一学科性质革新的标志。 (2)研究目的的变革。传统文字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为了儿童识字。在小学萌芽时期所编的一些字书，如《史籀篇》《仓颉篇》之类，都是为儿童编的识字课本。其二是为了解经释典。从传统文字学创立的汉代起一直到清代，其研究目的始终末发生变化。人们研究“小学”是为了通经。“小学”成了经学的附庸，在各种学科中地位是很高的。为这种研究目的所决定，传统文字学研究的侧重点是在文字事实方面，这样，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可能在传统文字学中诞生。 到了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人们研究汉字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研究汉字是为了建立起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然要有自己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时文字学研究的侧重点已在文字理论方面。 在今天，我们不能低估当时汉字学研究目的的变革，没有这种变革，不见得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3)研究方法的更新。传统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就是离析性的考释。许慎撰写《说文解字》时就使用这种方法。他把9000多个汉字归在540个部首里。并给“六书”(六种造字的法则)下了定义，这无疑是一种理论概括。但是，这样的内容却被编排在正文之后，只在《叙》里简单谈了谈。许慎以后，研究“六书”的人不少，形成了一门学问，即六书学。六书学在解释经典方面的功用并不是很大，并不太受重视。因此，历史上一些研究“六书”的著作——如郑樵的《象类书》和《六书证篇》之类——都失传了。清代学者研究的重心则在“说文学” (研究《说文解字》的学问)上，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皆因对《说文解字》的深刻研究而知名。 清末以来，学者们主张要对汉字进行综合研究，以得其条贯，概括出一般性的东西，建构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字学前期出版的许多文字学著作，跟《说文解字)以及以往的文字学著作相比，面貌迥异。在这些著作里，文字构成和字体变迁等等理论问题的探讨占据中心位置，而一些具体文字的解释是为论证上述理论问题服务的。如何仲英在1922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在“字形”一篇中，讨论的主要课题是“字形的起源”“字形的变迁”“造字的原则”“通借字”等。文字学著作的新面貌，显示出文字学研究的新方法。 (4)文字构造理论研究的深入。在现代文字学的前期，一些理论课题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如字形的起源、字形的变迁、造字的原则、文字学沿革等等。其中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有文字构造和字体变迁等课题。 关于汉字的构造，传统文字学有所谓“造字之本”——“六书”。清末以来，大多数学者依然祖述始于周代的“六书”说，只是对“六书”的有关问题研究得更细致了。比如朱宗莱(1917年)在《文字学形义篇》中把“六书”分成19类。杨树达(1943年)在《文字形义学》中把“会意兼声”“准会意”跟“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并列，并对每一字形条分缕析，收列了大量的字例。今天看来，在“六书”的圈子里研究汉字构造问题有很大局限，人们难以沿着“六书”这条路探讨汉字构造问题。 首次对“六书”说展开批判的是唐兰，后有张世禄。他们的研究代表着这一时期汉字结构理论研究的水平。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中提出了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的说法，张世禄在《中国文字学概要》 (1941年)中提出了用“写实法”，“象征法”“标音法”来概括中国文字的构造。这种抛开“六书”、另辟蹊径的路子和精神无疑值得肯定。 (5)字体变迁理论的研究。这一课题从文字学创立时期开始就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许慎根据当时所见的文字材料，在《说文解字·叙》中勾勒出了这样一个字形演变的程序：古文——大篆(史籀)——小篆——隶书。许慎以后，也有人探讨这个问题，如北魏江式在《古今文字》(已佚)一书中就曾论及字体的沿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