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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武：金融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经济观察报 程志武/文 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里，不只是人被工具化地使用，而且离我们个人幸福最近的婚姻、家庭等关系，也要被利用。我们现代人追求爱情，追求爱情作为婚姻和家庭的基础，但可能不会认识到这是风险交易、利益交换越来越被金融市场和其它市场承担和胜任以后的结果。许多朋友对金融有兴趣，是因为这行当赚钱多，是一门具体的手艺、技能，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饭碗，而且如果你做的好，还真的能够改变社会、改进许多人的生活。当然，话是这么说，许多金融从业者虽然赚钱多，但还是觉得不踏实甚至感到内疚，因为自己好像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具体的价值，没有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东西。特别是一碰到金融危机、看到金融动荡冲击社会和个人，内疚感就更不用说了。那么，金融到底创不创造社会价值？或者更进一步说，金融到底是为啥、为谁、为何？从1986年到耶鲁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至今，我接触金融已近30年。接触、研究、思考金融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金融不只是一组经济工具，它带来的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分析框架，它其中和背后的逻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人类和历史的全新视角。 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我们是如何与别的民族、别的种族不同，甚至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是，如果以金融的逻辑作为一副眼镜，去看待社会和个人、历史和现状，你会发现其实各个社会、种族、民族都是相通的，相同为主，相异为次。贯穿各社会的普世价值不仅存在，而且是活生生地渗透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张维迎教授就纳闷了：“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之间肯定不曾有过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如果有“普世”的东西存在，背后促成因素又是什么？金融在这里面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金融的普惠性与人的解放在2004年左右，我和彭凯翔、袁为鹏开始合作，收集明清以来的民间借贷交易信息，包括借贷双方的身份、财产与家庭背景，当然还有借贷金额和利率等等。目的是通过搜遍各地县志、民间文书、商业账本、刑课题本等历史资料，建立最为全面的中国近代借贷历史数据库，以供我们自己和其他学者共同研究中国社会的过去和今生。 在收集、整理这些历史资料的过程中，2005年的一次偶然机会，让我看到了清代女婢的交易价格。当时，彭凯翔和我在一页页地在翻看徽州一个家族18、19世纪的商业账簿，其中一项是那年花了七两银子买了个女婢，这笔开支一方面被放在当年的入出账上，另一方面也被记录在家族企业的资产表里，就像对待其它商品和资产物品一样的对待女婢。账簿的这项内容给我的冲击很大，因为虽然以前听说过、小说里也看过历史上人不被当人看的故事，但没有见到过这么具体地把“人”作为物品买卖、处理，而且还把人作为买过来的资产放在资产负债表里，年复一年地记录下来，一直到女婢被卖掉或死掉为止！ 那么，人像商品、资产一样地被卖掉、被交易，这种现象有多普遍呢？价格一般是多少？其定价的背后有什么规律？在什么情况下女人或男人会被买卖？人被卖掉是基于何种动机？跟金融市场的缺失有没有关系呢？ 后来，在18、19世纪清朝抄家档案记录里，我们也看到，不管是这些被抄家的官员，还是朝廷的档案里，也都把每个女婢家奴定个价格（一般以每人10两银子定价），跟那些腐败官员的土地、房产、牛马、金银、绸缎等一起，算在家产总额里。清代人对“把人做物品做资产处理”如此习惯熟练，如此成常规，说明把人做资产、物品处理，不仅很普遍、很常态，也必然像人体血液一样是社会肌体、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系统地从史料中收集买卖人、尤其是买卖妻妾的交易历史数据库。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中国长期有买卖妻妾、租妻典妻、将人视为资产工具的传统，印度、泰国、非洲、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也都曾经有甚至现在还有买卖妻子的习俗。 早在公元前1700年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制定“为了丈夫还债，可以卖妻”；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犹太教文献中，在谈到娶妻时通常用“买妻”、“购取妻子”这样充满商业交易的话语，所付价钱或财礼都归女方父亲；而近到2009年的印度，还有因为欠收而负债累累时，丈夫被迫卖妻。 关于清代中国社会底层面临疾病、灾害等风险冲击下的卖妻之事，则常见于史料。如，乾隆元年刑科题本档案记载，山东曹州府路九儿因遇灾荒，无法生活，将妻韩氏以5两银子卖与山西商人程子彦为妻。乾隆二十年的刑科题本中，安徽颍州府丁南因病将22岁妻子嫁卖与人。更有甚者，贫时将妻子嫁卖，以得财度过难关，通过努力有钱后又将妻赎回。又如，据《续碑传集》卷49《罗天鹏传》记载，清朝嘉庆时高官罗思举，在年轻时得奇病需3万钱治病，无钱可出，只好将妻嫁卖，筹集病资，病愈后投军立功而成为高官。这些案例表明，在面临风险冲击后，通过嫁卖妻子来缓冲风险冲击并非稀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