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文化战略下民族影像传播的策略嬗变.docxVIP

“一带一路”文化战略下民族影像传播的策 略嫗变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文化交流，是不同文 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同时 也是继承和弘扬丝路文化这一具有深刻感召力的文化图腾。 在影像内容的传播与发展总体依托于新媒体的时代下，想要 进一步吸引新媒体受众与文化传播平台共赢的发展理念就 要善用新媒体话语体系，选择适宜的传媒媒介和方式。在此 过程中媒体环境也作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带动着一次次 新一轮传播与审美的潮动，新媒体环境也见证了民族影像在 此進程中的传播策略女亶变。 一、创作手法的转变 从创作主体来看，当下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 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网生代”。他们成为国影视 产业的最大消费群体，甚至在逐步浸入主流创作群体。 “互联网为纪录片提供了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平台，并且这个平台的互动属性为纪录片的讨论与阐释带来 了新的话语空间。新媒体传播的长尾效应，使得原本一次性 播出的纪录片可以在互联网的端口上长时间展示”。[3] 网生代作为当下内容创作与信息接收的主要群体，他 们伴随网络技术一起诞生与成长，是计算机、视频游戏、网 络语言的母语使用者。读图与读频是这批人最不同于以往的 接受方式。网络移民与网生代共同建构着当下读图、读频的 时代，对影像的画面和叙事有着相对应的审美要求。如大部 分受众对电影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戏剧性强、画面感冲击强烈 等感官因素上。 在初具规模的纪录片产业上中，创作者越来越“尊重” 观众，但这种“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在一昧的满足观众的需求。 如同商业类型片的创作一样，纪录片中的戏剧性被放在了过 分靠前的位置。而民族影像的制作基础与叙事策略的主要立 足点是在于通过对中外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分析与回顾，探讨 并阐述民族影像纪录片的制作方式与文化读像。但在未来发 展中需要注意的是纪录片不同于商业类型片，过分追求形式 感只会酿成本末倒置的局面。 《我是中国的孩子》这部讲述中国少数民族儿童的专 题类纪录片，平均每一集25分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介入; 配以情绪化的个人独白，有明显的搬演痕迹；在画面风格上 也极尽绚烂，穿插诙谐有趣的动漫形象。整部影像传达出了 少数民族儿童积极向上、阳光开朗的精神风貌，但与传统意 义上的纪录片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纪录片逐渐失去了用摄影 机相对客观真实的镜头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时间进行描述的 特征，纪录片不再是一种有条件、有倾向的代言性媒介。以 《我是中国的孩子——马背上的少年》为例，影片中天真童 趣的独白并非出自儿童主人公个人之手，“我是马背上的少 年，你是少年的快马”，“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残酷，可我 必须接受，在痛苦和未来的憧憬中，我长大了。”时不时还有 “高富帅”等网络词语。这些独白无法与主人公的少年身份相 融。而是以那达慕大赛、竞选班委等几个核心事件构成影片 的主要内容。一些融合市场的纪录片舍弃了基于某种条件和 基础的关于真实的影像制作前提，使得影片也完全建立在了 一种“泛传播”的线性制作过程和思想基础上，对一个重大的 事件进行影像创作，快节奏的影片剪辑和戏剧性的人物事 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影片所展现的时空的真实性。 二、资金筹措的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与影视产业高风险、高收益的特质凸显, 吸引了众多资本涌入影视产业。“2016年，中国电影发展取 得突破性成果，全国电影总票房达亿元，同比增长％。”[4] 纪录片借助新媒体语境下的优势，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纪录片 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距离，使得纪录片不断走 进普通受众，给大量非专业资本提供了一个涌入影视产业的 契机。资本的涌入与媒体环境的变迁，打破了传统的资金筹 措方式，众筹也成为纪录片资金筹集的“新常态”。 如果说通过众筹的方式取得700万预售票房的《我就 是我》是纪录片众筹的崭露头角，那么到了 2016年新媒体 自制作品的喷薄涌现就已经是纪录片产业化不断成熟的标 志。优酷出品的《侣行》实现了反输电视台的突破，土豆自 制《进藏》登陆央视播出平台，诸多具有民族文化的纪录片 在众筹的推动下迎来又一春。但目前影视行业的众筹仍然有 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制度管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第三方支 付平台的管理、非法集资、预期收益等仍旧是亟待优化的地 方。目前诸多众筹项目以“情怀”为先，在经历了市场的检验 并没有取得预期收益时，受众对于众筹这一新兴事物的信赖 和好感都会降低。这样的感性消费不能使其有一个良好的循 环发展，无法培养受众参与众筹的消费习惯。 在某种程度上讲，众筹的市场调研与宣发功能远大于 其本身应具有的资金筹措功能。在众筹的过程中，观众的旁 观者的身份已经被嬉变为影片的参与者。“所有的参与者会产 生一种共同体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只有在分享和合作的时候 才能得到。”⑸以“快乐男生”为主体记录的《我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