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docVIP

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共时性和历时性（synchrony and diachrony） 费的南.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一对区分性概念。他说，语言学有“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语言学研究“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再一次划分共时和历时的范围。这是不能混淆的两个问题：一般地谈论语言的规律，那就无异于捕风捉影。”关于两种规律的特征，索绪尔解释说：“共时规律是一般性的，但不是命令性的。”它“只是某一现存秩序的简单的表现，它确认事物的状态，跟确认果园里的树排列成梅花形是同一性质的。……总之，如果我们谈到共时态的规律，那就意味着排列、意味着规则性的原理”。“相反，历时态却必须有一种动力的因素，由此产生一种效果，执行一件事情。但是这一命令性的特征不足以把规律的概念应用于演化的事实；只有当一类事实全都服从同一规则的时候，我们才谈得上规律。”总括起来说：“任何共时事实都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没有命令的性质；相反，历时事实都是强加于语言的，但是它们没有任何一般的东西。”语言学研究因此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两种时态中索绪尔更强调对语言学作共时态的研究：“索绪尔视语言为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应该受到‘共时’研究──这就是说，将其作为时间截面上的一个完整系统来研究──而不是‘历时’研究，即在其历史发展中去研究。”（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引》） ????索绪尔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区分及其强调共时态研究的立场，直接影响到结构主义批评。如罗曼.雅各布森关于隐喻和转喻相对立的理论，就被认为“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它的直接的、并存的、‘垂直的’关系）和历时性模式（它的序列的、相继的、线性发展的关系）的根本对立的本质。”（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列维-斯特劳斯也指出，神话具有“既共时又历时的神话时态的特殊性”；“一个神话真正结构要素单元不是那些被离析出来的关系，而是这种关系的集束。……附属于同一集束的诸关系可以在久远的间隔后历时性地出现，但当我们成功地把它们集合起来时”，对象就“同时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了。（《结构神话学》）罗兰.巴特认为，要把握结构主义与其他思维方式的区别，“无疑必须上溯到像能指和所指、共时性和历时性这样的一对概念”，这除了因为结构主义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更有决定意义的是，结构主义似乎包含了对历史观念的某种回顾，如果共时性的观念（尽管在索绪尔那里这主要是一个程序的概念）使人相信某种凝固不动的时间，而历时性的观念则倾向于把历史的进程当作一系列纯形式的嬗变来表现的话”。（《结构主义活动》）但“从原则上说，文本全体应最大限度地删除历时性因素，它应相当于一个系统的状态，一个历史的‘断层’……这样我们将宁可有一个虽然多种多样却在时间上凝聚的文本全体，而不要一个虽然紧密但时延较长的文本全体”。（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批评家也看到，纯共时的分析当然也只是一种幻想，因为“每个共时语言系统都有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而这过去和未来无疑也是该系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尤里.图尼亚诺夫、雅各布森《文学与语言研究中的问题》）但结构主义批评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仍是关于语言系统和作品－文本系统的共时性研究。 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能指和所指（signifier and signified） 费的南.德.索绪尔提出的符号构成的两个基本面。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反对视名称和事物之间有一种简单且必然的联系的传统观念，他指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所以，“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表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之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索绪尔的这一区分是要说明词与物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意义只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如他所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N.W.维塞解释说：“语言符号将能指和所指联结了起来。若不考虑拟声词之类的特殊情况，则‘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绝不会是有动机在先的，或者说是自然而然的、必然的。法国人说‘la main’，我们说‘a hand’，祖鲁人则说‘isandla’。显然对‘手’而言，这三个词无所谓哪个表达得更准确、更恰当。”（《结构主义》）特里.伊格尔顿也指出：索绪尔语言学中“每个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