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格马利翁》中的语言危 机和身份危 机.docVIP

《皮格马利翁》中的语言危机和身份危机 [摘 要] 萧伯纳的剧作《皮格马利翁》源自希腊神话故事，讲的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卖花女伊莉莎如何被训练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本文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基础，分析卖花女伊莉莎在学习上流社会语言时遇到的语言危机及随之而来的身份危机。 [关键词]萧伯纳；《皮格马利翁》；语言危机；权力—话语理论 一、前言 萧伯纳的《皮格马利翁》可分为两部分的两幕剧，每部分都是皮格马利翁式的神话：第一部分卖花女被训练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淑女；第二部分为从淑女到独立女性的蜕变。初读这部剧本，读者会误认为这是一部灰姑娘的故事：出租车是童话故事里的南瓜马车，把戴着鸵鸟毛帽子、穿着粗布外衣的灰姑娘带到了希金斯的实验室。通过语言学教授希金斯对其六个月发音、讲话方式和行为举止的训练，灰姑娘伊莉莎成为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 在萧伯纳的笔下，卖花女是无知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差异，只是着眼于较为肤浅的外在品质，即高贵的谈吐方式和优雅的礼仪风度，并没有意识到金钱和物质是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经济基础。显然，皮格马利翁式的神话在萧伯纳的笔下，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体现出了社会的不平等：上层阶级的语言及生活方式被用作下层阶级的“正面的”参照，实际上它们实施的是符号权力。社会学家认为权力不是存在于词语或符号本身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对词语的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说出这个语词的人的信仰。六个月后，卖花女掌握了上流社会的高贵语言，却把自己的cockney accent完全忘记了，就是想用以前的发音说话也已经做不到了。从某一层面上说，蜕变后的卖花女伊莉莎成为语言的奴隶，然而她并不是放弃反抗的权利而一味地妥协。相反的，她是在跟希金斯代表的父权制社会暗暗地进行着斗争，这种意识源自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也是对拥有话语权力一方的积极反抗。正如福柯所说“：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1]240 二、身份危机和语言危机 Lynda Mugglestone认为，在社会语言学出现之前，萧伯纳似乎不仅意识到了口音和阶级明显的共同变异，而且也意识到了R. A. 赫德森提出的“主观的语言不平等”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2]373就是说，萧伯纳在创作这部剧本时，意识到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造成语言上的不平等的原因之一。第一幕出场时，卖花女说着一口流利的cockney accent：“Ow，eezye-ooa san，is e？ Wal，fewd dan y’de-ooty bawmz a mather should，eed now bettern to spawl a pore gel’s flahrzn than ran awyathaht pyin. Will ye-oo py me f’them？”（哦，他是您的孩子吗？哼，您做妈妈的要是管教管教孩子，他也不能把人家的花给糟踏完了，就跑开也不给钱。您替他给钱吧？）这样的语言确定了伊莉莎的身份：来自伦敦东区的下层卖花女。在希金斯眼中，伊莉莎只是一片“烂菜叶”：“一个说话口音那么难听的女人，在哪儿也不能待，根本就不该活着。你该记得你是个有灵魂的，能说人话的人。”语言能够反映说话者的身份，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标记具有社会意义，它可以传递一定量的社会信息，比如说话者所属的社会群体等，同时也阻碍了下层阶级应有的机会与权利。 19 世纪时，伦敦东区人不仅被视为社会上的低能者，他们的土音还成为上层社会的人们在语音学和语言学方面某一失误的范例。卖花女正是来自这样的阶级，因为没有标准的发音，甚至不能去商店里当售货员。而相比之下，说着一口标准伦敦口音的希金斯教授属于社会的上层阶级，他利用语言控制着伊莉莎。萧伯纳并不是简单地描写了卖花女如何蜕变成一位上流社会的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而是一个卖花女在舍弃了自己的cockney accent，努力学习标准英语过程中面临的身份危机。正如王成兵所说“，身份是指人类在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的确认，主要围绕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差异轴作家作品展开，而身份危机则是指自我身份感的丧失”，[3]18即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 伊莉莎虽属于社会中的下层阶级，但是她善良且会替别人着想，有理想、有追求，这与来自上层阶级的希金斯不同，他自私自利、对他人和周围的事物极其冷漠。在与希金斯和辟克林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卖花女渐渐对他们两个有了感情，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女孩子尽心地接受一项项的脑力劳动训练，为了自己以后能到花店卖花，更重要的是由于她与希金斯和辟克林之间的情谊。然而希金斯只是把她当作一件实验品，一个实现自己规训权力的工具。卖花女伊莉莎的身份危机表现为个人语言感染力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