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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18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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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证人出庭难的原因兼评新刑诉讼法对相关制度的改进
摘要:证人证言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对于查清案件事实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普遍较低。本次刑诉讼法的修改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本文将从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入手,来评价此次的刑诉讼法相关制度的修改。
关键词:证人出庭;制度完善;观念转变
证人证言是封建社会官府审理案件作出裁判的最主要依据,在我国古代社会甚至有“证据之王”之称,这当然有受制于当时科技不发达的客观原因,DNA技术,物证鉴定技术等现代科技还没有出现,证人对案件的陈述就成为了解案情最重要的手段。即使今天,在DNA技术,物证鉴定技术等高科技侦查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证人证言仍是查清案件事实最主要的证据之一。但是“证人出庭难”问题一直都是困扰我国诉讼制度发展的顽疾,根据人民法院网的报道,从各级法院反映的情况看,“全国三大诉讼中90%的案件证人是不出庭的,只是宣读证人证言。”而刑事诉讼案件的证人出庭率就更低了,出庭作证者多因与自身有利害关系。
一、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
(一)证人自身利益考量后的选择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人,作为自然人,不同于动物,也不同于法人,其行为处事总会经过心理过程,而后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因此证人在出庭作证时也会产生各种心理负担,如害怕被打击报复,或者因于当事人或被告人有密切关系而有庇护之心,作证无利可图还容易得罪人等等,证人在考虑这些利害关系后,不愿意出庭作证也就可以理解了。特别是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无疑要承担着被告带给其的巨大的精神压力。
(二)社会文化的影响
从社会学角度看,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中国自古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纵然儒家的中庸、礼让有其优秀的一面,但消极的一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和为贵”“厌诉”的思想使得证人不愿意介入纠纷之中,产生一种“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普遍心理,一种对官府衙门与诉讼的天然厌恶。此外,从中国社会目前现状来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社会转轨时期,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效应,社会正义、社会正气在当前受到巨大的冲击。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法治文化背景下,证人出庭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法律规范的不完善
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在这次修改之前只片面强调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而没有关注对证人权利的保护。证人出庭作证,意味着要自己承担可能受到的人身威胁、经济利益损失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刑诉法在修改前未规定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导致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规定对证人没有产生心理强制力。
二、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在这次修法中,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较大修改,这也是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对证人出庭难问题思考总结后的结果,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说是对症下药。
(一)规定了对证人的经济补偿
针对证人可能担心出庭作证后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新刑诉法在此次修改中规定了对证人的经济补偿。新刑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这不仅提出要给予证人经济补偿,而且明确了提供经济补偿的主体,便于该规定的落实。
(二)修改了对证人的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被告人,特别是黑社会性质、贩毒等案件的被告人一般穷凶极恶,团伙众多,使得证人害怕出庭作证后被打击报复。而原刑诉法只笼统的规定证人的人身受到保护,新刑诉法对此修改了相关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中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包括其亲属作特别保护,还具体规定了采取保护措施的部门。明确了保护范围和实施机构,更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切实保护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三)新增了对不出庭作证证人的强制措施
我国诉讼法没有规定对不到庭证人的强制措施,证人在“可去可不去”中多选择不去。对此,新刑诉首先规定了对不出庭证人的强制措施。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该条规定是对证人出庭作证义务设置的法律后果,能够对证人出庭作证施加心理压力。同时该条还规定了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这个例外规定也体现了司法的人性化。
三、对此次修法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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