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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补服图案漫谈 邸永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日期 2004/02/26期号 14第4版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在当今荧屏影坛，明清题材尤其是清代题材的影视作品大行其道。只见众文武官员身着官服，头戴官帽，或志酬意满，气宇轩昂；或獐头鼠目，丑陋猥琐。然共同之处为胸前、背后皆配有动物图案。仔细观察，其图案又有所不同，因官职大小不一之故也。此官服之图案部分乃制衣后补缀而成，因而被称为“补服”，亦作“补袍”或“补子”，乃作为表官阶、明身份、别贵贱之标志。只要一望补服上的图案式样，便可知其人之品位官阶，与当今军人着装之军衔标志有异曲同工之妙。 考补服之源头，可上溯至元代。在内蒙古正蓝旗羊群庙出土的元代石雕上，所画人像即有着花卉图案者。同时，在一些元代墓葬中也曾发现不少具有方补形式之元代织物，似可视为补服之滥觞。但至今尚未发现此类图案作为补服而用于官员服饰的实物证据，且此类方补多以花卉为图案，与后来作为官阶标志的动物图案大不相同。 作为真正可表官位、明身份之补服，乃定型于明代。据《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官吏所着常服为盘领大袍，胸前、背后各缀一方形补子。文官绣禽，以示文明；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藉以明贵贱、别官品也。文官者：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不入流者为练雀；武官者：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都御史、副都御史、各道监察御史、给事中等风宪官为獬豸（神羊）。除此之外，尚有皇帝作为赐服，特恩授予特定人物之赐补，为斗牛和飞鱼两种。自此，文武百官升堂办案，上殿面君，皆伴飞禽走兽于胸前身后，或可视为乃应验“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之谶语乎？而当时却绝无“人面兽心”之讥。似可表明中国古代“众生平等”、“六世轮回”等佛学理念之深入人心。 就明清两代出土及传世的各式官补而言，其制作面料及方法大抵有织锦、刺绣和缂丝三种。明代早期之官补尺寸较大，制作精良；而后期因财政见绌，则工艺粗糙，质地拙劣。明代文官补服图案皆用双禽，比翼而飞，相应成趣；而武官则用单兽，或蹲或立，威风凛凛。时至清代，虽有“清承明制”之目，但又“参汉酌金”，对成制多有损益。就补服而论，区别亦十分明显。清代文武官员服制除将乌纱官帽换成顶戴花翎、官服大襟换成对襟之外，其补子图案亦有所更张。如文官图案只用单只立禽，形影相吊；而各品级所用动物亦略有区别。据《清会典事例·冠服通例》，满汉官员着补服始于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当时诸制草创，官员皆授武职。都堂、总兵官补服为麒麟，参将、游击为狮，千总为彪。入关后，逐渐与明制接轨，但亦小有调整。其定制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文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鹌鹑，九品练雀；而武官仍用单兽，茕茕孑立。其规定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未入流制视同九品。可视其为不同民族文化体系间交流、碰撞，最终合二为一的典型过程。 明清官员所用补服形状皆为方补。明代官服前片为大襟，故补服图案前后皆为整片。而与明代相较，清补图案尺寸小而简拙，虽亦前后成对，但前片乃对开，后片则仍为整片，略与明同。考其原因，乃满族先世乃倚渔猎为生，服装源于关外“胡服”，易于穿脱，便于行动也。而前片官补恰好位于清代官服之胸前，为解决纽扣解、系之劳，只能将前片一分为二。 明清两代，受诰封之命妇（一般为官吏之母、妻）亦备有补服，主要穿着于庆典朝会或吉庆场合。其所用补服纹样与其子或夫之官品图案相同。而女补之尺寸却比男补略小，以示男尊女卑。另，凡武职官员之母、妻，其补服图案例不用兽而用禽，与同品文官补服图案同。乃象征女子以娴静为美，优雅为上，不需尚武而舞爪张牙也。 中国传统社会素以等级森严为主要特点，但历朝历代总不乏试图逾越等级之辈。在明清时期，官补制度虽规定甚详，但以下僭上、以贱充贵之事屡见不鲜。尤其是明代，创制伊始，补服图案曾多次更定，特别是中后期，违制现象屡有发生，冒滥之事在所难免。逾制者多为武官，拥兵自重，朝廷往往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明代墓葬出土之官补与墓主身份多不一致，但皆低品就高品，而绝无高品而着低品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补服而今多已成为收藏精品，在文物拍卖会上大受欢迎。业内市场上，补服分类十分精密、齐全，有男补女补、文补武补等名目。其中男补贵于女补，武补贵于文补。物以稀为贵，因当时武官着装多僭越品级，故而武补之中，官位较低者之补服如八品犀牛及九品海马几乎难以寻觅，反而成为价格昂贵之上品。本末倒置，颇为滑稽，实当时着装之诸位老前辈始料未及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