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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 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 薛军 内容提要:传统民法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采取区分式的立法模式.在第三人欺诈 情形,排除意思表示人针对善意相对人撤销其意思表示的权利;在第三人胁迫情形,则 赋予意思表示人以无限制的撤销其意思表示的权利.区分模式忽视对交易安全的保障, 造成法律制度内部的冲突.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设立统一规则的模式具有诸多优 点,在最近的民法理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未来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应对第三 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采纳统一的规则模式,承认在无信赖利益保护需求时,被欺诈人与 被胁迫人享有撤销权. 关键词:第三人欺诈第三人胁迫区分模式统一模式可撤销法律行为 一 ,引言 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是传统民法意思表示瑕疵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意思表 示人因为受到第三人的欺诈或胁迫而做出意思表示,比如保证人因为受到债务人的欺诈或胁迫向 债权人表示愿意提供保证.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与一般意义上的欺诈与胁迫存在重要差别. 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情形,意思表示的相对人并没有进行欺诈或胁迫,甚至对此一无所 知.此时,做出意思表示的人能否撤销其意思表示,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 几乎所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都有关于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法律效果的明确 规定.[1]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则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但是立法上的疏漏并没有妨碍我国民法 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大体接受大陆法系的主流理论.[2]根据这一理论,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 迫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第三人欺诈,只有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向其发出的意思表 示受到了第三人欺诈,该意思表示才可以撤销.而对于第三人胁迫,无论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 知道向其发出的意思表示受到了第三人的胁迫,做出意思表示的人都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笔者 将这样的处理方案称为区分模式.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09,1111条,德国民法典第123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434,1439条,瑞士联邦债务法典第29 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875条,日本民法典第96条,韩国民法典第110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2条. [2]参见粱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61 页;刘凯湘:《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版,第502页. ?58? 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 区分模式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也对我国民法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梁慧星 教授,王利明教授分别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都主张在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借 鉴区分模式.[3] 如果我们把考察的视野放宽,就会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欧 洲大陆民法学界正在出现一股扬弃区分模式,代之以针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设立统一规则 的潮流.依此理论,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情况下,应该统一规定只有在相对人知道或应 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时,受欺诈人与受胁迫人才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笔者将这种规范模式称 为统一模式.该模式与区分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受胁迫人不再享有无条件的撤销权,同时善 意的相对人受到更加严密的保护.到目前为止,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主持编纂的《国际商事 合同通则》(PICC),兰道委员会(LandoCommission)主持编纂的《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欧 洲民法典研究小组起草的《共同参考框架草案》(DCFR),欧洲私法学院编纂的《欧洲合同法典》 (CEC),都采纳统一模式.[4]晚近一段时期编纂的民法典例如1992年荷兰民法典,2002年巴西 新民法典,韩国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也都采纳统一模式.[5]我国也有学者主张采纳统一模式, 例如徐国栋教授主持编纂的《绿色民法典草案》.[6]可见,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立法模 式的选择问题上,区分模式正在受到挑战. 本文将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进行理论探讨,探究上述两种立法模式的历史源流,制度 框架和发展前景,进而分析未来中国民法典在此问题上的应然选择. 二,区分模式的来源:罗马法上的欺诈之诉与胁迫之诉 主流学说认为,在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问题上采纳区分模式,是罗马法上欺诈之诉 (actiodedolo)与胁迫之诉(actioquodmetuscausa)在诉讼结构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当然结果.[7] (3]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王利明主编:《中国民 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在2002年提交审议的民法典草案总则 编关于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中,仍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