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错解“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docVIP

勿错解“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 　　 　　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 ? 　　 　　这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清末新政的核心是“立宪”，载泽又是新政核心决策层里的人物。引用者们大抵是希望借这一名言，来说明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其实很有诚意——看吧，当年的新政主持者，为了“国”和“民”，是不惜牺牲“官”的利益的。 ? 　　 　　这实在是完全错解了载泽之言的本意。 ? 　　 　　载泽口中的“国”，所指者乃是以皇族为主体的爱新觉罗朝廷;他口中的“官”，则是指那些被朝廷视为眼中钉、被认为权力过大的地方督抚。 ? 　　 　　1905年，慈禧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 　　 　　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句“名言”，就出自该密折。为什么“宪法唯独最不利于官”?个中逻辑，载泽在密折里说得非常明白。 ? 　　 　　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朝廷决不能上他们的当。他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 ? 　　 　　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国)从地方督抚(官)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回来。 ? 　　 　　至于“利于民”，不过是一句陪衬话罢了。 ? 　　 　　载泽的逻辑显然是错的。 ? 　　 　　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一定都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八个字;“官权”是否会受到损害，却是不一定的事情。 ? 　　 　　载泽拿日本举例，也是大错特错。 ? 　　 　　明治维新前，天皇只是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两国情形本不相同。就“君主立宪”所需的权力平衡而言，天皇的权力有必要增强，清廷的皇权却需要削弱。载泽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清廷立宪的样板，其核心目的是从地方督抚手中夺权，进而强化君权。这种理解，与真正的“君主立宪”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 　　 　　吊诡的是，恰恰是载泽这份因错解立宪而主张立宪的密折，打动了慈禧。慈禧相信载泽，原因大致有二。 ? 　　 　　其一，载泽是慈禧信任的人。他身份特殊，不但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则是光绪的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 ? 　　 　　其二，慈禧相信载泽对立宪的描述，是因为她愿意相信这种描述。慈禧擅权谋，但对包括立宪在内的近代政治常识了解甚少。她始终担心立宪会损害君权;自庚子年发生“东南互保”事件，她对地方督抚不理会她的勤王诏书自行与列强交涉一事，也始终难以释怀。如何强化君权、削弱这些地方督抚，成了她念兹在兹的一块心病。载泽密折中“宪法最不利于官”，正好切中了慈禧的心病，让她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某种希望。 ? 　　 　　1906年8月23日，载泽进呈密折。9月1日，慈禧宣布“预备立宪”。清末新政由此开启，载泽亦被时誉称颂为立宪的“开幕元勋”。 ? 　　 　　载泽对立宪的错解，或与伊藤博文有关。 ? 　　 　　1905年受命出洋，载泽的任务是“考察各国政治”，并不专为“考察立宪”。考察期间，伊藤博文曾告诉载泽，“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当载泽问及立宪对皇权的影响时，伊藤又告诉他：“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君主。”载泽密折中列有17条统治大权，称它们可以通过立宪的方式完全由君主掌控，这些内容，也是从伊藤博文那里听来的。载泽还曾询问伊藤博文，他告诉自己的这些东西，在日本是否都已付诸实施。伊藤回复他：自己所说，都已“实行有效”，绝非一般“学问家”的空谈。 ? 　　 　　不能说伊藤欺骗了载泽。他替日本设计的宪法，的确保证了军政大权被集中到了天皇手里。但一者，明治维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君主立宪”;二者，中日两国改革的起点完全不同——尽管地方督抚有了一些实力，但中国的皇权仍然过大。 ? 　　 　　受载泽密折的鼓舞，慈禧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就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史称“丙午官制改革”。 ? 　　 　　载泽、端方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很明白： ? 　　 　　“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