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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直到汉代，简策是书籍最主要的物质形态。简策制度一直延续到晋代。 《桓玄伪事》说晋桓元曾下令道：“古无纸，故用策，非主于敬。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 可见，东晋时人们还在使用简，不过它的地位正处在被纸取代之中。 第四节 帛 竹木制成的简策同龟甲、金石比起来，具有取材容易、书写便利的优点，但也还有一个明显缺点就是仍很笨重，阅读不便。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裴駰《集解》云：“石，百二十斤。”张守节《正义》云：“衡，秤衡也。言表牍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东方朔传》云：“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 正是因为简策的笨重，所以人们早就开始用帛也即丝织品代替它了。 《论语·卫灵公》云：“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说文》：“绅，大带也。” 这也许是以丝织物作为文献载体的最早例子了。 《墨子·明鬼》：“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 《晏子春秋》记载了齐景公对晏子讲的一段话：“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 这些例子说明了春秋时期竹帛就已并用，而到了战国时期，用帛书写的现象则更加普遍。 《越绝书》在记载了范蠡对勾践说的一段话后，接着写道：“越王曰：‘善。’以丹书帛，置之枕中，以为邦宝。” 进入汉代，帛书就相当盛行了。《风俗通》载：“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颜师古为《急就篇》作的注说：“素谓绢之精白者，即所用写书之素也。” 东汉宫廷所藏似多为帛书，《后汉书·儒林传》云：“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祕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牧而西者，裁七十余车。”可见帛书之多。 直到唐代，帛书仍有流行，还有用帛来写信的。如李白《寄东鲁二稚子》云：“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帛虽然有轻便、经久耐用、易于保管等优点，但比较贵，所以一直与竹木长期共存，如《风俗通》：“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 关于帛的长短，唐徐坚《初学记》云：“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也。”意思是说书的长短与帛的长短是一致的。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书之称卷》：“吾尝谓《吕氏春秋》，每卷《月令》十二纪后，杂入他文四五篇，其义绝不可晓。后始悟所书《月令》后有余幅，故以他文接钞，迨改为刻本，遂仍其旧。又悟大小二戴《记》之分析，初本无所去取，特兄弟分执数卷，习之是久，各自为学，而小戴先列学官，大戴遂微。然观大戴三十九篇中，又杂出《曾子》十篇，益信古人钞书，取便诵习。自卷并为本，此义益无可考见矣。” 叶德辉的意见，是书的长短与帛的长短不一定完全一致，如帛有余幅，也可钞上其他文章以便能诵习。这一设想已为帛书所证实，如在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老子》甲本卷后，《老子》乙本卷前，《周易》卷后皆钞有其它文章，如《经法》、《十大经》、《称》等，还有一些文章无篇题。 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五上云：“著于竹帛谓之书。” 帛同竹木都是中国古代极其重要的文献载体。 第五节 纸 作为文献载体，竹木的优点是便宜，缺点是形体笨重；帛的优点是轻便，缺点是价格昂贵。纸却兼有两者的优点，而无两者的缺点，所以就必然取代了竹木与帛。 中国纸的出现很早，在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他所所制造的纸献给皇帝之前、人们就已经使用纸了。 《三辅故事》云：“卫太子嶽鼻，太子来省疾，至甘泉宫，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诏恶太子鼻嶽，当以纸蔽其鼻。充语武帝曰：‘太子不欲闻陛下脓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还。” 《汉书·赵皇后传》记载了元延元年，（前12年）皇后赵飞燕之妹赵昭仪为害死后宫的曹伟能，派狱臣籍武送给她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治之。”唐颜师古引应劭：“赫蹏，薄小纸也。”又引孟康云：“蹏，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 到了东汉，纸便用来写书了。《风俗通》曾云：“光武帝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已见上引。 《后汉书·贾逵传》亦载：“章帝建初元年（76年）：‘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同书《皇后纪》载永元十四年（102年），和帝邓皇后命令禁绝方国贡献珍丽之物，“岁时但贡纸墨而已”。 由此可见，以纸写书，已经通行上下。 这些记录虽然在时间上都比蔡伦造纸要早，但蔡伦的功绩仍然伟大的。《后汉书·宦者传》中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