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pp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农民工子女文本中的城乡对比 三是认同并积极融入城市，认为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在哪都无所谓，只要有家就行”(女，六年级)，“人生还有什么比一家在一起的事更开心呢?只要大家万事想的开呢?到哪里都是家”(男，七年级)。持这种观点的作文仅占少数，不到2成。 (二)农民工子女文本中的城乡对比 喜欢城市的理由中，位居榜首的是“生活条件好”(8人)，其次是“能和父母团聚”、“新鲜、刺激、好玩”、“结交到了新朋友”(各4人)。这都很好理解。出人意料的是，讨厌城市的最大理由居然是“环境污染”(20人)，紧随其后的是“人际关系冷漠，缺乏亲情、友情”(19人)，“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反倒不那么突出(7人)。与之对应，喜欢乡村的主要理由分别是“环境优美”(18人)、“老家人纯朴、善良”(11人)、“老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和“有好朋友一起玩”(各10人)。 (二)农民工子女文本中的城乡对比 孩子们之所以对环境污染如此敏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城乡环境的巨大反差，从青山绿水到高度工业化的城市，不免对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感到不适;另一个方面很可能是因为农民工家庭大多居住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或城市的小角落，那里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都很差，有的还接近污染源(工厂、垃圾场、臭水沟)，通常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抽水马桶，居民随地乱扔垃圾乃至大小便，那里往往也是环卫部门的工作“盲点”。另外，我们还看到，孩子们对社会交往有很强的需求，他们非常看重人际关系的冷暖，重视友情，不论是喜欢城市还是喜欢乡村，朋友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三)外地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意识 无论是在农民工子女的文本当中，还是日常交谈中，“本地人”、“外地人”出现的频率都要远远高于“城里人”和“农村人/乡下人”。他们更习惯于把自己看作一个异乡人，而不是外界通常所称呼的“农民工子女”或“民工子弟”。通过对作文中关键词的统计，我们发现，农民工/农民工子女/民工子弟的字眼从来没有出现过;乡下人/农村人仅出现过2次，而且均出自与作者吵架的城里人之口;外地人/本地人倒是频频出现(分别为37次和21次)，并且往往以“我们外地人”、“他们本地人”的形式出现。对六年级学生的访谈也反映出同样的倾向。 (三)外地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意识 综合对作文的关键词分析和上述访谈内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孩子们所认同的身份是“外地人”而非“农民工子女”或“农村人”。 在他们的思维框架中，本地人和外地人是最为重要的对立，自己之所以受不到不公正待遇，就是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迁徙并没有带来身份的变迁(身份仍然是农民，农民工只是一种职业变迁)，农民工子女更多地感受到地域之间的流动;而地域认同基础上的同乡网络是农民工求职、流动所依赖的重要社会资源(李培林，1996)，农民工以地域为基础的“抱团”行为，以及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都可能强化农民工子女的“外地人”意识。 (三)外地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意识 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我是外地人”表面上是一个肯定式命题，似乎是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否定式命题，即“我不是本地人”。与“桐乡人”、“浙江人”不同，“外地人”不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只是作为“本地人”的他者而被冠以统一的标签，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打工者并不构成一个社会实在意义上的整体，就好比肤色、国籍、文化各异的西方旅行者只有到了中国，才会被统称为“外国人”。因此，从本质上讲，孩子们所认同的“外地人”身份只是一种虚拟身份，这是由认同的语法结构——“我是谁”——所决定的，而“我是外地人”不过是一个伪装为肯定陈述的否定句。 个案二——从城市到乡村：放牛班的“寻根”之旅 (一)戏中戏：“寻根”之旅与身份政治 与桐乡不同，上海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外来务工人员很早就进入了这座城市。据统计，上海市流动人口有28.3%是举家迁移，在上海居住时间达数年之久(史柏年等，2005：6)，许多农民工子女很小就来到上海，甚至出生在这里。笔者在上海所接触到的农民工家庭，大多已在城市定居;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滞留在农村，一个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对这些孩子而言，乡村是遥远而陌生的，是一个记忆之外的故乡。 (一)戏中戏：“寻根”之旅与身份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讲，“放牛班的孩子”是一个绝妙的隐喻。2006年2月，一直致力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张轶超与来自美国的访问学生柯慧婕一起组建了这个由农民工子女组成的合唱队，取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这个名字来自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