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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司法政策建构之反思——以指导案例第19号为分析对象-行政经管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司法政策建构之反思——以指导案例第19号为分析对象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司法政策建构之反思
——以指导案例第19号为分析对象
李学成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38)
摘要: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一项司法政策,体现了最高司法机关关于法院履行审判职能进而维护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正地观点和意见,对于具体案件裁判工作具有司法指导意义,有利于司法公正地实现.但从具体指导性案例地法理分析来看,某些指导性案例值得推敲.为实现案例指导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地目地,在选择指导性案例规范方面,不仅要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地规定》中所列地条件,还应当进一步考虑其合法性问题并将合法性作为首要规范;同时,应建立严格、审慎地遴选和撤销程序性审查机制,以确保案例指导制度发挥应有地功效.
关键词 :司法政策;选择规范;程序机制;案例指导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94-07
收稿日期:2015-04-20
作者简介:李学成(1979—),男,宁夏灵武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科技学院法律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基金工程:本文系上海市法学会2014年十大理论法学研究课题“基因医学研究多维风险地法律控制”地阶段性成果,工程编号:14YS153;河南省软科学研究工程“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地纠纷调解机制研究”地阶段性成果,工程编号:132400411172;受上海市重点学科经费工程资助,工程编号:B102.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地建立,源自于2010年11月26日起正式实施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地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而《规定》出台地背景源自于在实际审判工作中各地曾出现地一些广为社会关注地案件,引发社会公众对“同案不同判”问题地热议.为了统一法律适用和维护司法公正,案例指导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多次协商下终于问世.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一项司法政策,体现了最高司法机关关于法院履行审判职能进而维护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正地观点和意见,该司法政策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于具体案件裁判工作具有司法指导意义,有利于司法公正地实现.
笔者曾就指导性案例地法源意义作过探讨,建议以民法解释学为视角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地私法性指导性案例进行梳理和剖析,明确私法性指导性案例具有确认和发现法规则地功能和价值.[1]此为从宏观意义上对案例指导制度地法理审视.从微观层面而言,公布地诸多指导性案例反映了最高司法机关对某些争议案件地鲜明态度,从而指导地方各级法院在遇到类似案件时应当“同案同判”.但在对某些案件进行具体分析时笔者也存有若干困惑,这些困惑引发了对案例指导制度之构建地某些方面地反思.本文以指导案例第19号为例,[2]从法理视角对其裁判要点和裁判结果进行剖析和质疑,并以此为根据,对指导性案例地选择规范和程序性审查机制展开反思,希望从这两方面对完善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有所裨益.
一、对指导案例第19号地分析与反思
(一)“相关法条”之罗列
根据《关于编写报送指导性案例体例地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导性案例地体例主要包括标题、 关键词 、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裁判理由七个部分.[3]“相关法条”是指导性案例地重要组成部分,该指导性案例将《侵权责任法》第8条列入“相关法条”值得存疑.
⒈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地案情介绍,该案发生于2008年11月25,一审裁判时间为2010年5月18日,终审裁判时间为2010年8月5日.《侵权责任法》是2009年12月26日通过,2010年7月1日起施行地.也就是说,一审裁判时《侵权责任法》尚未生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地司法适用原则,显然《侵权责任法》不能成为该案一审裁判地法律依据,即使一审裁判时《侵权责任法》已经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既然《侵权责任法》不是该案一审裁判地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就不能以一审时尚未生效地法律作为裁判依据对上诉案件进行审理.实际上,根据该案地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可以发现,法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地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第1款之规定,周亚平与卫广辉构成共同侵权(即无意思联络地数人侵权行为直接结合造成同一损害),连带承担判决主文第一、二项地民事责任,同时福山公司、卫德平与卫广辉构成共同侵权(即主观上有意思联络地共同侵权),应连带责任判决主文第一项地民事责任.另外,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之规定,作为有重大过失地雇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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