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讲(唐代散文与韩柳古文运动)古代文学 北大使用课件.pptVIP

唐代古文运动与韩柳散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杜晓勤 唐代散文与古文 整个唐代，散文创作的成就与数量，十分可观。清代嘉庆年间董诰等奉敕所编的《全唐文》收有作者3035人，文章共20025篇。但这个收录尚未完备，后来陆心源又编有《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续收777位作者，文2871篇，两者合计，作者3516人（去重复296人），文22896篇。近代以来，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发现，新出土的唐文数量极大，故《全唐文》的补遗、补编在不断进行。据西北大学《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统计，其所收集的全国新出土的墓志、碑刻等可新增清编《全唐文》未收文1100余篇。新近出版的陈尚君先生编纂的《全唐文补编》又辑得唐人文章约7000篇，涉及作家约2600多人。由此可见，唐代散文创作，作家之众多与创作之繁荣。 唐以前无所谓“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三代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与“俗下文字”（《与冯宿论文书》），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在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古文发 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众。而李翱、皇甫湜等则都是著名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业绩更著，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的前奏 唐代古文运动，并非中唐韩柳之突如其来，而是有其前奏和发展过程的： 南北朝时期之诗文复古 初盛唐诗文革新过程 盛中之际古文运动之先驱 南北朝时期之诗文复古观念 散文的骈俪化，原是两汉以来散文和辞赋发展的结果。六朝时代，士族文人以骈辞俪句掩盖他们生活内容的空虚，骈文逐渐成为文坛的统治形式。但在骈文鼎盛的当时，也就萌发了对立的复古思想。 齐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便提出了文学应该“宗经”、“征圣”和“明道”的主张。裴子野的《雕虫论》，也反对骈俪文的“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 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复古，苏绰仿《尚书》作《大诰》，成为无生气的拟古。北齐颜之推，也认为文章应“以古之制裁为一，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 隋文帝杨坚统一北中国后，于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当时李谔上书，同样主张复古(《隋书·李谔传》)。隋唐之际王通更以排斥异端，复兴儒家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中说》在论文时就非常强调“道”的内容，已初具“文以载道”的观念。 初盛唐诗文革新过程 初唐之文，沿袭南朝余风之迹尚显，然而要求改革文风浮华的呼声则更加突出。以李世民、魏徴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史学家，从文学和政教得失的关系着眼，反对浮靡的文风。他们的创作实践，不尚虚浮之词，内容恳切充实，气势雄峻，具有一种刚健之风。由隋入唐的王绩，则以其愤世嫉俗之情和朴素清新、平淡自然的文风卓异于时。 初唐四杰的文章，虽未能尽脱六朝余习，但他们主观上要“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明确反对“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形式主义文风（杨炯《王勃集序》）。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他们以抒写怀才不遇的牢骚不平之气为主，在内容情调上有新的开拓，同时在语言、用典等方面也能较好地为书法感情服务，显得意境清新。尤其是他们的那些艺术成就很高的鸿篇巨制，更显示出在改造六朝文体方面的发展变化。 继四杰之后，陈子昂进而以“汉魏风骨”相号召，虽然他主要针对诗歌而发，但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也同样深刻。陈子昂的散文创作成就，突出地体现在章表疏奏方面。其直陈时弊、思深慨切而条理清晰，义壮词严而文势纵横，颇有豪侠之气。其对于扭转初唐文风，功不可没。 开元之世，张说与苏颋齐名，主张“崇雅黜浮”，朝廷制诰，多出其手，号为“燕许大手笔”。皇甫湜《谕业》论唐文，即首列二家。张说为文俊丽，骈散兼擅，运思精密，尤长于碑文墓志；苏颋之文古穆简括，造深微之境。二公之文宗经典重，渊懿朴茂，气象雄浑，扫荡浮华，堪为一代文宗。张九龄、李邕之文，亦具庙堂气象，闳放思密之中，往往流露出一种忧世之情，但不失为“盛世”健笔。 盛中之际古文运动先驱 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复古的思潮进一步高涨起来。他们研习经典，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具正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 萧颖士以为“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魏晋以还，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李华则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