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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论文 对翻译文学历史地位的重新确认，是在八十年代末期 “重写文学史”的呼唤中应运而生的。在回顾新文学史的 著述历史时，敏锐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对翻译文学的历史 定位，早在解放前的文学史著作中就多有涉及，比如陈子 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 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 专章，介绍翻译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讨论它在现代 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作用。然而，自曲44年后很长一段时间 以来，翻译文学不再被纳入现代文学的叙事框架中，此后 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无一例外地把 翻译文学拒之门外，翻译文学成了文学史的“弃儿”。这 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承认，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 文学的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它促成了中国现代 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也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起，承担了现代时期启蒙、救 亡、文化建构等文学使命，因而其历史价值不容低估。描 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变轨迹，如果不考虑翻译文学的 影响和作用，不强调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 与关联，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客观地说，“翻译外国文 学如不列入中国新文学史中，为一个重要方面，至少也应 作为新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给予应有的介绍。” Il e4T 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谢天振先生就曾呼吁， 要恢复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为翻译文学 这个“弃儿”寻找归宿。但时隔十多年，不仅专门的中国 现代翻译文学史没有出现，而且在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国现 代文学史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翻译文学并 没有得到编撰者的青睐而进入现代文学史框架中，作为 “弃儿”的翻译文学仍然继续着它的流浪生涯。 翻译文学边缘地位的未曾改观，其原因有很多，但主 要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在对翻译文学自身特质的认识、理解 和历史描述等方面还存在许多未能澄清的问题。比如，我 们纵然异常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价值，我们十分 珍视翻译家的劳动成果，我们也知道，世界文豪们是随着 他们著作的汉译本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占据了中国的 文学和文化领地的，“有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才在中 国诞生，有了傅雷的译本，罗曼?罗兰才在中国诞生，有 了叶君健的译本，安徒生才在中国诞生，有了汝龙的译本, 契诃夫才在中国诞生但是冋题是 契诃夫才在中国诞生 但是冋题是, 这些译本毕竟 不是中国原创的民族文学，我们该把它们放在什么样的位 置上来衡定其艺术水准，又如何确立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我 们承认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也承认翻译家们在翻 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但是，这种创造性活动毕竟是有 所局限、有所依凭的创造性活动，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 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异，那么我们如何评定翻译家的文学史 地位‘:再者，翻译文学的确和现代文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 关系，但这种关系却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很难进行准确的 清理和表述。中国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 系是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许多作家不仅同时也是翻译的 行家里手，而且他们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基源到艺术手段到 语言技巧，无不折射出翻译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和启发。可 是，一旦要细究起每个具体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准确联系时, 我们往往感觉到阐释上的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几乎每一 个优秀的作家都同时受到了许多有着不同风格、不同思想 倾向的外国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从鲁迅那里，我们不止发 现了他与尼采、易卜生、裴多菲的关系，也发现了与果戈 理、契诃夫、阿尔志跋绥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 基的牵连，不仅有英国作家的启迪，也有日本作家的感发■ 在郭沫若那里，我们看到了他对惠特曼、歌德、易卜生、 泰戈尔、雪莱等许多作家的学习与借鉴■另一方面也因为， 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和借鉴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 和精神活动，“既表现在直接的对艺术手法、创作方法以 及结构、情节等的模仿、借鉴、学习等方面，又表现在深 层的文学精神的影响上” E,仅仅依靠外国作家与中国作 家之间的事实关系，还不足以说清楚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 的影响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还不能清楚地解释中国作家是 以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层面上吸收了外国文 学的养分，转化为自己的创作现实的。在研究翻译文学与 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时，‘影响研究”是远远不够 的，仅仅凭借某个作家翻译了哪些外国作品，接触过哪些 文学名著等一些表面材料，我们还无法揭开外国作家和作 品对中国作家影响的内在奥秘，无法彰显中国现代作家从 怎样的通道、在哪些微妙的地方与外国作家和作品在心灵 上产生了对话、交流与沟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 在低层次的小作家那里，我们才可以清楚地捕捉到他们对 外国作家拙劣模仿的痕迹，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能将外来 的影响机智地吸纳、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