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性抗争背后的运行逻辑.docVIP

PAGE PAGE 1 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性抗争背后的运行逻辑 　　【摘要】本文在对Z村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和经验个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维权方面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他们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观念更加强烈，不同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的相对保守性的维权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采取集体性抗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作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为了维权进行的集体性抗争行为的背后肯定有着充分的理性和伦理上的逻辑。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性抗争；理性逻辑；伦理逻辑 　　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随着我们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结构的逐步调整转型，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发生着分化和进一步的重组，已不再是简单的可以用组成单一、目标明确来概括其特征的流动性群体了。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在逐渐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年轻的农民工，他们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新颖的特征。通过深入了解他们外出务工期间的日常工作情况和生活状况，重点分析并尝试给出他们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较之于第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采取集体性抗争行动的缘由。 　　一、Z村刘某和其农民工工友集体性罢工的故事 　　刘某，男，24岁，中专毕业。刘某和Z村的丫头于2009年结为夫妇，成为皖北Z村的上门女婿。刘某中专毕业后就跟随亲戚去了大上海闯荡，可以说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性格倔强，心直口快，能说会道，再加之他的老丈人在Z村有一定的威望，所以Z村对这个外来的上门女婿还是挺稀罕的。婚后，夫妻俩人便和村里的19名老乡一起去了浙江温州的一家当地私人企业主开办的小型服装加工厂，该厂包吃住，待遇只能算一般。经过将近三年的打磨，他们已熟练的掌握了服装的加工技术，期间为服装厂一次又一次的创造了丰厚的利润，随着物价的不断飞涨，他们有了涨工资和改善伙食的期望和要求。在刘某多次主动找他们老板协商谈判，老板都会以不同的理由把刘某给打发走。于是，刘某和其农民工工友便进行了一系列日常形式的集体性抗争，像偷拿厂里的纺织线团、故意地多制造出有些许的残次产品、拖延制成服装的时间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集体性行为引起了老板的轻微关注，伙食得到了稍微的改善，但工资却照旧。为了争取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应有的回报，刘某和工友召开了一次关于集体不上工的卧谈会，可以说是一呼百应。于是刘某便领导同村的农民工工友进行了一次集体性的罢工行动。由于那次集体性罢工恰好赶上东南沿海城市的“民工荒”，服装厂老板一时半会难以重新雇佣到足够的员工，更不用说是雇佣到像刘某及其工友这样技术娴熟的人员，于是，服装厂老板私下找到刘某与他进行和平协商，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每个员工每月涨300元工资的协定，可以说，刘某领导的这次集体性罢工行动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进而维护了他自身以及同乡工友的利益。 　　二、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性抗争行为的原因分析 　　美国著名学者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他的理论前提是假设人是理性的动物，一个理性的工人不会自发地为一个提供集体收益的大集团作贡献，因为他一个人不会使工会壮大，而且不管他支持工会与否，他都可以获得工会成就带来的收益。把这一点放到刘某以及他的农民工工友身上，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理性农民工”。因而，我们要怎么保证具有原初的小农身份自带的那种自利性和保守性不会使他们在集体性抗争行动中成为奥尔森提及的“搭便车者”[1]，从而保证集体性抗争行动的顺利发生呢？接下来我将尝试阐述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的缘由。 　　（一）基于生存准则道义上的伦理逻辑 　　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2]同时，作者还指出“安全第一”的概念在农民的一系列实际偏好中得到反映，为了回避风险，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常形式的反抗，巧妙的运用“弱者的武器”。从上述的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刘某及其农民工工友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初期，并没有直接采取集体性罢工的激烈行为，而是采取了较之温和的集体对抗方式也即是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维权。通过刘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用人单位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时，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反应：第一代农民工往往是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惹不起，躲得起”是他们的一大特征。这是由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不高，自身的维权意识低，往往不知道也不懂得如何维权。他们的生活逻辑很简单，就是“要生存”的逻辑，为了生存，他们往往形式很低调，在大多受到侵权的情况下采取忍气吞声或辞就返乡回家的行为方式。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为了维护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