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近代中外..pptVIP

蔡元培与近代中外高等教育交流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在近代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过程中创立并发展起来的。 在此过程中蔡元培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一方面，他曾五次走出国门，从早年留学德国著名学府,到中年考察欧美大学教育，成为开展近代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先驱和楷模; 另一方面,他始而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继而执掌北京大学，后又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以其公认的领袖地位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杜威曾高度评价其执掌北京大学的业绩:“拿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 事实上，不仅作为北大校长，而且作为教育家，蔡元培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也是无出其右的。 拟对蔡元培从事中外高等教育交流作一较为全面的考察，以期揭示这种交流对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立所产生的影响。 一 众所周知,晚清教育改革主要以日本明治为模式。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率先提出“以强敌(指日本)为师” 的教育改革方针,促使晚清以日本为模式的教育改革运动渐趋高潮。 然而，日本的教育改革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经过30年后，已从早期借鉴法、英、美诸国的经验转变为效法德国，特别是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更是以德国为模式而建立起来的。这便引导康有为最终将晚清教育改革的方针确定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 。 另一方面，德国高等教育在鸦片战争后较早传入了中国。 早在1873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 Faber)便撰写了《德国学校论略》一书，以大量篇幅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德国近代大学和各类高等专门学校的教育宗旨、学级编制、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等情况，从而率先把德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信息输入中国。 1894年,郑观应出版了影响颇大的《盛世危言》一书，其中《德国学校规制》一文的内容基本采自花之安的书。 他盛赞德国教育:“以近日言之，欧洲书院以德国为最盛，人才之出于书院者，亦以德国为最多。……德国书院如此其多，教化如此其备，宜乎人才辈出,方兴未艾，而高执欧洲之牛耳也夫!”到20世纪初，中国人对德国教育的了解已不再停留在文献资料上，而开始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 例如，1906年知县吴沼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赴德国进行了约一个半月的考察，回国后遂撰写了关于德国教育的考察报告，对德国教育行政、学制、立法、经费等作了广泛的介绍。 早在1900年，蔡元培就开始关注德国以教育兴国的历史。他在日记中写道:“福斐得尔(费希特)见拿破仑蹂躏柏灵(柏林)，乃立市中。扬言:振兴我国以规复其势力者，惟教育耳”。 此后，蔡元培接触到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介绍，开始特别关注德国古典哲学及其影响。 他在所翻译的《哲学要领》一书序言中指出:此书“约举哲学之总念及类别、及方法、及系统以告学者，皆以最近哲学大家康德、黑知尔(黑格尔)、哈尔妥门(哈特曼)诸家之言为基本”。 由于认识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对其学术及高等教育的巨大影响，蔡元培遂由最初打算赴德国学军事转而立志于到德国大学研究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 1906年秋，乘清廷拟派遣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之机，蔡元培决定自筹经费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赴德国留学。他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表达了自己留学的愿望和目标:“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赫尔巴特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福禄培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 现今德国就学儿童之数，每人口千人中，占百六十一人，欧、美各国,无能媲者。……职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 蔡元培遂于1907年到柏林学德语,并于次年入莱比锡大学。从有关资料来看,蔡元培于1908—1911年间在莱比锡大学共选修了40门课,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民族学等,其中冯特开设的心理学和哲学史、福恺尔(Vokelt)开设的哲学和伦理学、兰普来西(Lemprechs)开设的文明史、司马罗(Schmarsow)开设的美术史等,更是他潜心研修的课程。 蔡元培虽未选修教育学方面的专业课程,但这并不说明他已改变其研究德国教育及教育学的初衷。因为上述学科正是在广泛深入的层面上为德国近代教育及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说他想要学习的许多内容已包含在他所选修的各门课程之中:哲学与伦理学为蔡元培解答的是教育的目的及其基本宗旨的问题;德国的文化及欧洲的文明史拓宽了蔡元培观察和认识德国及欧洲教育发展的视野;古希腊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美学使他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