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Biosystematics的中文译名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pdf

植 物 分 类 学 报 　37 (6) :622～627 ( 1999) Acta Phytotaxonomica Sinica 问题讨论 也谈“Biosystematics ”的中文译名以及 由此引发的思考 葛 　颂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北京 100093) 本刊 1998 年第 6 期刊登了王中仁先生《术语“Biosystematics ”和“Complex ”的概念和 ( ) 中文译法辩析》一文 以下简称《术语》,读后颇受启发 , 同时也深有感触。正如《术语》一 文的编者按所述 ,科学术语“所代表的意义必须力求准确 ,应用必须力求统一 ,只有这样才 符合科学的严格性与严密性的必然要求。”当前科学发展的趋势体现在各个科学领域以及 分支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 ,这一特点在被称为“无穷综合”的植物系统学或植 ( ) 物分类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J udd et al . , 1999 。因此 ,有必要对一些术语 ,尤其是在 学科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术语进行充分的讨论 ,这不仅有利于这些术语本身的正确使用 , 同 时也将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 ,笔者愿就所涉猎的有关文献 ,结合近些年在该领 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 ,对“biosystematics ”的中文译名谈谈自己的观点 , 同时对我国该领域 的研究现状和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希望能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 1 　术语“Biosystematics ”的来源及其概念的演变 ( 《术语》一文对“biosystematics ”一词的来源和含义已作了比较准确的介绍 王中仁 , 1998) 。考虑到该术语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故简单地回顾一下“biosystematics ” 一词出现的历史背景 ,将有助于我们对该术语有更全面的认识 ,也与判断该术语的中文译 名是否恰当有很大关系。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 ,一批十分活跃而又卓有建树的植物 学家将生态学、细胞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植物分类学研究 ,在物种变异和 ( 分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Davis Heywood ,1963 ; Clausen et al . , 1940 ; Gregor et al . , 1936 ; Turesson , 1922) 。尤其是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以 Turesson 为代表 和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以 Clausen 为代表的研究中心把移栽试验、人工杂交、细胞学检测 ( 和遗传学分析等一系列实验方法应用于分类学研究中 Clausen et al . , 1940 ; Turesson , ) ( ) 1922 ,使当时的植物分类学进入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复兴阶段”Raven , 1974 ,似乎长期 以来“人为性分类”的弊端很快就能得以摆脱。换句话说,人们满怀希望地认为 ,用实验方 法确定的分类群及其等级系统可以代替那些带有人为性的种、亚种和变种等名称以及主 观性较强的分类等级安排。正是在这样乐观的背景下 , Camp Gilly ( 1943) 提出 “biosystemat y ”一词来代表一个通过实验性研究来进行分类的新学科 ,希望能确立一个自 然而又明确的生物学单位和命名系统 ,使其能客观地反应生物类群的界线、变异性、亲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