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肺腺癌风险分层因素.pptVIP

手术方案：肺叶 vs 亚肺叶？ NCCN指南已有相应的阐述， 尚需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的数据 术前放射学风险评估提供术式选择依据 日本临床肿瘤学组0201在545例放射学和病理学评估中，使用两种放射学标准－≤2cm肺腺癌实性病灶/肿瘤（C/T）比≤0.25，2-3 cm 肺腺癌肿瘤C/T比≤0.5，可以预测肺叶切除术后患者的预后。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C/T比≤0.25的肿瘤是接受亚肺叶切除的候选者。 Shimada et al.研究放射学肿瘤影消失率（TDR）对病理学表现为侵袭性cT1a（≤2cm）N0M0 NSCLC患者的预测价值。TDR=1-纵隔窗最大径ⅹ纵隔窗最大垂直径/肺窗最大径ⅹ肺窗最大垂直径。TDR可以表示肺癌浸润成分的比率，较高的TDR（>50%）表示较少的浸润。 Okada et al.研究了PET扫描的SUVmax的预后预测值，SUVmax（最佳截止值≥2.5）可用于预测临床T1N0M0肺腺癌患者高级别病理学特征（淋巴管血管/胸膜浸润和淋巴结转移）和肺切除术后预后差。 基于术前活检或术中冰冻切片分析 的风险评估 根据新的IASLC/ATS/ERS分类系统，使用细胞学标本和CT引导的胸腔细针穿刺活检小标本进行组织学分型和分子检测具有明确的价值。 侵袭性肺腺癌包括不同组织学亚型，具有不同的预后意义，冰冻切片在预测每一个特定组织学亚型中的作用，对术中术式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竞争性非癌症风险评估 超过2/3的肺癌患者诊断时≥65岁，其中一半≥75岁。在老年患者中，特别是早期患者，OS、无病生存和无复发生存期受竞争性事件的影响，这突出表明在术前评估中需要进行竞争性风险分析： 年龄增长：增加不良结局竞争性事件的风险，如非癌症死亡增加。 合并症：例如COPD和心血管疾病。 肺功能差：如第一秒呼气量和肺一氧化碳弥散能力。 高危人群倾向亚肺叶切除手术。 术后病理风险评估 术后病理风险评估 2011年，三大国际学术组织：国际肺癌研究协会/美国胸科学会/欧洲呼吸学会(IASLC/ATS/ERS)联合发布了肺腺癌组织学新分类，是肺癌领域近年来革命性发展的一个成果，在肺癌治疗领域则是个体化医疗的一个里程碑。 4个主要概念： 1）当组织学成份达到5%时应予以记录，随后确定主要组织学亚型（鳞屑样 [LEP]，腺泡样 [ACI]，乳头样[PAP]，微乳头[MIP]和实性[SOL]）； 2）MIP作为重要的组织学亚型，归因于其预后较差； 3）增加两种新的亚型，原位腺癌（AIS）和微浸润性腺癌（MIA）；4）“粘液性支气管肺泡癌（BAC）”被重新分型为侵袭性粘液腺癌（IMA）。 MIP，SOL和IMA为高级别亚型 术后病理风险评估 除主要亚型之外，任何高级别亚型（MIP或SOL）的存在与肺切除术后的预后差相关。尤其是所有关于MIP肺腺癌的文献数据均提示这是一种预后不良的亚型。 在≤2厘米肺腺癌中存在MIP（≥5％）对手术特异性预后的影响研究表明，MIP与接受亚肺叶切除患者的高复发率相关。 支持MIP组织学类型具有侵袭性表现的额外证据为：在原发肿瘤中，MIP有时仅占肿瘤的一小部分，而在转移灶中MIP亚型的比例显著增加 。 因此，临床医生需考虑给予Ⅰ期的MIP为主型腺癌患者行辅助化疗。 术后病理风险评估 肿瘤经间隙扩散（Spread through air spaces STAS）： 定义为肺癌主病灶周边肺实质内肺泡间隔中存在的肿瘤细胞。近期研究所报道肺癌的一种侵袭模式，与肺切除术后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STAS对接受亚肺叶切除患者的不良预后影响更为显著。 已证实镜下淋巴管、血管侵袭与较差的预后相关。 细胞学方面，如肿瘤细胞有丝分裂计数是外科手术切除肺癌的预后因子。 K-RAS突变是术后复发和预后较差的强烈预测因子，特别是SOL为主型肿瘤。 其他的风险评估策略 基于分子的风险评估：如细胞周期进展评分 基于免疫微环境的风险评估：肿瘤浸润的T细胞，肿瘤相关（CD4+CD25+调节性T细胞）Tregs和肿瘤细胞因子受体表达。 已被用于风险评估，但它们在临床实践中的作用尚未得到验证。 总结 早期肺腺癌风险因素分层管理超越了肿瘤大小的局限性，有助于： 明确及识别早期肺腺癌患者的亚型，预测术后复发或死亡的风险； 协助制定早期肺腺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包含治疗模式（手术vs.SBRT），手术方式（肺叶vs.亚肺叶），以及术后辅助治疗（辅助化疗or随访）。 目的是为了降低术后复发或死亡风险，提高总生存率。 THANKS 让我们做得更好 早期肺腺癌的风险分层因素 随着现代影像学技术的发展，GGN/早期肺癌的检出率不断提高。 2017年1月第八版TNM分期的颁布实施，细分了肿瘤的T分期，阐述GGN放射学表现与肺腺癌组织学成份之间的相关性。提出了亚肺叶切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