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博弈背景下集体行动的动因机制——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多案例研究（下）.pdf

劳资博弈背景下集体行动的动因机制 劳资博弈背景下集体行动的动因机制 劳资博弈背景下集体行动的动因机制劳资博弈背景下集体行动的动因机制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多案例研究——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多案例研究（（下下））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多案例研究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下下）） 2018年 06月 06 日 5.2 劳资博弈背景下相对剥夺感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胡楠，2016）认为在劳资双方博弈的背景之下，个体存在于内群体之中的认同感 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心理变量。即，来自于自我的和资源的弱势地位的知觉；来自 于资源不匹配或不平衡的基于差别认同的相对剥夺感；以及基于上述两点所造成的，来自 于外群体情境压力所产生的群际威胁感，并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和变量关系（图 2）。 在制造业的劳资场域中，多数低技术雇员群体不仅在收入的分配方面而且在企业资产和权 力的分配方面都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从而被视为地位最不稳定和容易被剥夺的弱势群体。 已有的大量经验性的证据表明，集群行为的意向未必会直接导致集体行动的最终发生。在 实际的行为选择过程中，个体进行集体行为参与的决策遵从着“愤怒的理性”原则（Van Zomeren et al.，2012）。李静君认为“集体无行动”是国有企业工人的生产政体形式， 这种集体无行动可能会具体表现为，非暴力的冷漠状态、在不合作中侵蚀相应的公共责任、 时常伴随着缺乏热情以及工作场所中的效率低下。行为人在某种情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 适时地进行灵活的行动选择。这种现象表明，传统的结构约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刘 爱玉，2003）。生产场域中的工人所进行的集体行动普遍采取实用主义的决策过程，其中 往往裹挟着如下的一些因素。如自身的利益、团体中的个人关系、自身的技术和年龄等议 价能力、造成维权行动局面之后的风险考量和现实生活情境当中的具体压力等（汪建华， 2013）。由此看来，只有具有一定强度的相对剥夺感才能够成为集体行动的内在驱动力， 因此研究相对剥夺感强度的差异更为重要；本研究提出高强度相对剥夺感的形成不仅仅是 “公平理论”所表达的差异量的大小，更在于参照群体的距离；同时，对于下岗失业人员 的集体行动而言，高强度的相对剥夺感还与诉求对象的存在与否，与相对剥夺状态的归因 （如，稳定性、控制点和效能感等因素）高度相关。 5.3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相对剥夺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建立了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模型。解释了在 我国本土化情境下制造业劳资博弈场域中相对剥夺感如何通过群体认同感和情景变量触发 集体行动的全过程。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首先，目前针对集体行动的界定一般指群体成员为改善所处 劣势境遇所参与的一系列行动并进行反复博弈的过程。而传统上这种在共同的目的和情绪 影响下的个体行为产生了一系列解释路径，如经典的双路径模型、社会认同模型以及因素 结构模型等。这些模型尽管可以解释广泛的集体行动或称为群体性事件，却对中国本土化 情境当中的劳资博弈集体行动未加讨论。在中国的转型背景之下本土案例对于讨论和细化 上述经典理论非常重要。本文以扎根质性研究方法填补了这一空白，提出了本土情境中三 个核心变量在集体行动触发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和细化了传统理论。第二，传统理 论更多的是讨论集体行动如何被激发，但是在现实中行动不仅存在触发机制，同时也有强 化或者抑制的相应机制，如上述几位学者曾经探讨过集体行动在何种情况下不会直接的发 生（集体无行动）。这就意味着个体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是受到很复杂的动机归因机制影响 的。比如，当个体认为弱势群体的行动不具备正当性而且无法改变内外群体悬殊的资源差 异状况，或者内外群体的渗透性良好，抑或是弱势群体进行外部归因而且将制度看成是相 对公平的情况下就不会产生随后的集体行动。而这一反馈机制在过去的理论模型当中鲜有 讨论。第三，传统理论当中强调集体行动的四种模式，即模仿、还原、感染和极化。而本 文在相应的数据分析基础上认为中国本土情景下劳资群体事件有更多的理性成分。其中， 劳资关系氛围和政府危机管理模式是刺激情境产生的先导变量，而关键事件未必会导致集 体行动的参与。在群体认同方面，博弈框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