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自杀原因简述.docVIP

王国维为什么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 仰望二十世纪的学术星空，人们会很容易发现王国维这颗集哲学、经学、史学、戏曲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研究于一身的学术巨星。作为从旧王朝中走出的“新民”，王国维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洗礼以后却戏剧性地成了新民国里的“遗民”。在他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一段名言指出，王的殉道与成仁，追求的是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的一人一事；道光以后，赤县神州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经济制度的新变，使得纲纪已无所依凭，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殉道与成仁为的是维护纲纪，死是“文化托命”的表现。从中国文化精神的守望与学术思想的承继角度来说，王国维也确实堪称一位典型的“文化遗民”。 其实，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王国维，虽然也感受到新时代西风东渐的影响，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他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钱剑平《一代学人王国维》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雪林《王国维及其谕张勋碑文》，《文教资料》1999年3期）成书于1924年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转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80—2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27年农历五月初三日（公历6曰2日）的下午，国学大师王国维于昆明湖鱼藻轩沉水自杀。关于王国维的死因，数十年来争论不休。各种意见，似皆不无道理。窃以为思考一下王国维何以选在昆明湖鱼藻轩自沉，或许对于理解其死因不无帮助。据有关资料记载，王国维自杀点的湖水很浅。既如此，王国维为什么还要选在这个位置自沉而非其他？ 盖因“鱼藻轩”的名字大有讲究。“鱼藻轩”之名取自《诗经》，《鱼藻》乃《诗经·小雅》篇名。 我们不妨来读一下《诗经·小雅·鱼藻》：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鱼藻”篇名取首句“鱼在在藻”之二字。“鱼在在藻”何意？毛公说：“鱼以依蒲藻为得其性。”郑玄加以引申，说得更明白：“藻，水草也。鱼之依水草，犹人之依明王也。”原来，《鱼藻》篇讲的不仅仅是鱼和水草的关系，更是臣和君的关系：臣依君，犹如鱼依藻。王国维是饱读诗书之人，于《诗经》尤为熟悉，他对“鱼藻轩”取名的涵义自然再清楚不过。既如此，他选在鱼藻轩而非别的位置自沉，岂不是用意甚明？除了“殉清”之外，还能别的所指么？ 王国维一介布衣，只是秀才出身，却于1923年被溥仪选为南书房行走，王国维对溥仪怀有知遇之恩。1924年冬，冯玉祥发动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极为悲愤，与罗振玉等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被家人劝阻。1927年正值革命军北伐之际，遗老叶德辉4月在湖南被杀，王国维深受触动，不久自杀。《毛诗序》说《鱼藻》篇“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王国维对时局的判断，大抵悲观如是。选在鱼藻轩自沉，亦有深意。王国维死后，与其相交甚深的罗振玉、陈寅恪诸人皆认为其死因为“殉清”。有些人以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为依据，主张王国维的死因是“殉文化”；但其实陈寅恪的“殉文化”与“殉清”说并不矛盾。《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有言“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君为臣纲”乃“三纲”之首，在陈寅恪的表述里，所谓“殉文化”即是“殉清”。 梁漱溟曾将别人挽其父梁济的联语“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移用到王国维身上，陈寅恪亦用“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来概括王国维之死，从表面上看，这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或具有此倾向）的梁、陈对王国维有惺惺相惜的情结，但从深层次看，则是他们透过王国维个人悲剧命运的表象，看到近代社会变迁导致文化价值丧失后产生的深层精神之怆痛。而集人文追求和道德崇信为一体的王国维及其同道者既承载着纲纪、道德、传统学术及社会责任之精魂，又开启了近代二重证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