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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定良法 英国法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ｚ)其代表作《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The Authority of Law……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的第十一章集中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法治是良法之治，那么解释它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但是若是那样，这一术语也就失去了任何用途。仅仅为了去发现信奉法治就是相信良善应当获胜，是不必求助于法治的。法治是一个政治理想，一个法律制度或者缺乏、或者多多少少地拥有这一理想。此乃共识。同时可以认为，法治只是一个法律制度可能拥有以及据以评判该制度的优点之一。它不应与民主、正义、平等(法律或其他事物面前的)、种种人权，或者对人或人格的尊重相混淆。一个基于否认人权、普遍贫困、种族隔离、性别歧视和宗教迫害的非民主的法律制度，可能在大体上要比任何一个开明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更符合法治的要求。这并不意味着前者会好于后者。它是一个极端邪恶的法律制度，但是在此方面它是出色的：它对法治的遵循。 ?将法治等同于良法之治，在理论上可能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氏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深远的法治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为何法治必须建立在良法的基础之上?他在别的地方指出：极为重要的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就应当尽其所能地界定各种问题，并且尽可能地少留未决问题让法官去解决；(因为)立法者的决定并不具有特殊性，而具有前涉性和一般性，因此司法机构成员和陪审人员的职责就是依法裁定提交给他们审理的具体案件。?? 从词义来分析，良法之良(good)不等同于正当(just)或道德上正确(morally correct)，它包括对法律的内容上和形式上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律不具有特殊性，而具有前涉性和一般性，拉兹、富勒或菲尼斯等人提出的法治原则主要是对法律的形式要求。在这一点上，自然法学家和实证法学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法律内容之良涉及的标准极其广泛，极不统一。不同的国家，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有着不同的标准。或认为良法就是符合自然法和永恒正义的法律；或认为法律应当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认为法律应当有效地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或主张法律应当促进国家强盛和种族纯正；或要求法律反映现实国情和民间自发秩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良法应当是尽可能地排除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或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法律。等等。 那么由此可见，解决如何制定良法的首要问题就是订立良法的标准。 对于良法标准问题起源于古希腊的智者克里克勒，他将良法的标准归之于自然法；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良法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三点:良法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一阶级（或个人）的法律；良法应该体现人们所珍爱的道德价值（对古希腊人而言就是自由）；良法必须能够维护合理的城邦制度于久远。这是他对于良法的实质标准的论述，而就形式标准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良好的法律应该具有普遍适用性、相对稳定性、最高权威性和刚柔协调性等特点。亚里士多德的良法理论与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后世良法论的基础。 西方自然法学派，尤其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良法论以自然法为核心，他们坚持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分离，认为自然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是正义的体现，良法就是符合自然法的法，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制定的法律不能保护公民的权利甚至侵犯了公民的权利，这是一种违背了自然法的法律，因此不能称其为法律，这就是自然法学派的“恶法非法论”，而后以富勒、罗尔斯等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又提出了“程序自然法”、“程序正义论”等，为良法的价值标准增加了程序价值的主张。在分析自然法学派的良法理论时我们不难发现，在对待良法的标准问题上，他们都认为某些道德应该成为评价法律良恶的标准。 与自然法学派不同，分析法学派虽然也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 良法理论，但是他们坚持“恶法亦法”。“法律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律的好坏是另一回事”，这是他们对此观点的表述。他们认为，具有客观普遍意义的良法道德标准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法律是由权威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每个具有理智的人都可以对法律的好坏进行判断，但判断的结果并不能影响法律的存在，或者说不会影响法律的本质。所以，分析法学派对法律的好坏并不十分关注。 从法律的内容和结构来看，任何一种制定法都是由内容、形式和价值这三个基本要素和成分构成的，那么，我们在探讨良法的标准时是否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呢？法律的好坏与道德之间有密切的联系，那是否意味着道德的良恶就是评价法律好坏的唯一标准呢？道德在法律中属于价值方面的范畴，道德有良恶之分，同样，在法律的内容和形式方面也存在良恶之分，这三者应该是紧密联系、密切结合的。 因此，有学者认为，良法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