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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为何归田小故事 【篇一：陶渊明为何归田小故事】 造成陶渊明逐渐形成归隐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时代政治的原因。陶渊明生逢乱世，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 代、十个皇帝，社会处于空前的大分裂、大动荡的黑暗时期。在这 样的社会中，陶渊明的治世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晋宋时期，推行的 是门阀世族制度，政治极端腐朽。门阀世族制度萌生于东汉末年， 形成于魏晋，魏文帝曹丕为篡汉而推行的 “九品中正制 ”为门阀制奠 定了基础。中正官 “计资定品 ”只重门第，不重乡议。司马家族建晋 之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逐渐形成 “公门有公，卿门有卿 ”的官位 世袭局面。土族与庶族有着明显的界限，不仅政治、经济地位不同， 甚至不通婚，不同乘共坐。士族的权势之大、气焰之盛，这皇权也 不能完全控制。晋武帝司马炎时，土族王恺、石崇斗富，石崇对司 马炎资助给王恺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树不屑一顾，随手打碎，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士族官僚的把持 下，庶族寒门的人士很难有做官、晋升的机会。当时的名士、犍为 李密就曾发出了 “朝中无人，不如归田 ”的慨叹。陶渊明祖上虽做过 高官，但仍属庶族，又加之家境清寒，所以在官场上始终受到歧视。 从他 29 岁到 41 岁这 13 年的游宦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辞官。 第一次 ，太元十七年 （公元 393 年 ），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 年 （公元 400 年 ），在桓玄处当僚佐；第三次，元兴三年 （公元 404 年 ）， 在刘裕手下任参军；第四次，义熙元年 （公元 405 年），在建威将军刘 敬宣部下任参军。同年秋天，他第五次出仕，任彭泽令。不久，他 就脱袍归隐，再未出仕。这五次出仕，他在职的时间前后累加也不 过四、五年，所任官职都是些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根本不可能 实现他那 “大济苍生 ”的远大抱负。但他又心存希冀，雄心不死，所 以才这样仕而退、退而仕，反复不已。这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在 “用世 ” 问题上发生的反复曲折的变化、直到最后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的思 想状况，在他的咏怀诗中都有所表现。 其次，陶渊明所受的教育和他个人的性格，也是促成他退隐的重要 因素。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以清正廉明而名扬四海的贤臣，陶渊明 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都是冲和温雅、淡泊名利的人。陶渊明 多次写诗文赞美他们的清高品行：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 ”， “行不苟 且、言无夸矜 ……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这些都显示了他对祖 先的高旷人格的由衷赞诩。家庭的熏陶，对他养成清高淡远的性格 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陶渊明个人的气质禀赋而言，他那狂狷不阿和缺乏耐心的性格，以及较为脆弱的心理素质，也是造成 他在仕隐之间反复不已的原因之一。比如，在桓玄和刘裕当政之初，他都曾雄心顿起，于是便满怀期冀 地出仕，但又都很快地失望而辞官，显示了他那书生式的冲动性格。而最后他在做了 80 天的彭泽令之 后，因为不能忍辱纳垢，愤然辞官而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心理的脆弱。他那句 “我岂能为五斗 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的话，缩编为 “不为五斗米折腰 ”当做追求个人尊严的名言普遍采用，成为一种类似于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的傲人气节，这思想当然是可贵的。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原话，恐怕还 会发现其中另有歧义，至少说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是艺术家型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可以成为一 名出色的诗人，但却难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官员。陶渊明对自己的这种性格也有所认识。在许多诗中，他 多次提到 “无适俗之韵 ”，这个 “韵”除了政治思想内涵外，当然也包括性格因素。在《与子俨等疏》中， 他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的性格。 【篇二：陶渊明为何归田小故事】 想起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形象大概立刻就会浮现 出来：这是一位遵从自己心愿而归隐田园的诗人。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 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 “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 ”；诗人一听，叹曰：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 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 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 “深愧平生之志 ”。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 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 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 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 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采菊东篱下（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