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亲爱的》对立双主叙事结构对芸芸众生普遍悲悯的呈现-2019年文档教案资料.doc

看电影《亲爱的》对立双主叙事结构对芸芸众生普遍悲悯的呈现-2019年文档 看电影《亲爱的》对立双主叙事结构对芸芸众生普遍悲悯的呈现 　　电影《亲爱的》是一部由陈可辛执导，赵薇、黄渤主演的反映“打拐题材”的电影，该片于2014年上映，也是那年国产电影的良心之作，并且收获了包括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奖在内的诸多奖项。凭借着这部电影的成功，有关拐卖儿童的问题再次被提到社会关注的焦点地位，将这类被边缘化的社会问题放在了镜头的中央位置，展示出电影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悲悯。[1]这是一种对底层文化的观照。通过电影《亲爱的》，导演陈可辛很好地将底层文化的一个问题和现象进行了诠释，而根据皮尔斯的理论，我们可知，电影《亲爱的》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解释性的符号，它既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同时也是对于其他解释性符号的补充，与此同时电影《亲爱的》本身所展示出的意义同样也需要其他解释性的符号来进行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各个解释性的符号相互联系就会形成一个更大的符号体系，从而到最后触及符号的本质意义，而形成一种文化的高度，而这种所谓的符号本身就是最后所形成的这种整体语意场，也就是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符号实现了无限衍，从而将文化的整体都囊括进去。 　　一、 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 　　作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格雷马斯将完整性的结构意义赋予了每一艺术作品中，所谓的语义方阵和角色模式理论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来的，通过这类理论，格雷马斯视图揭示的是在整体结构中每一个单元的作用机制是如何的。他的语义学著作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结构语义学》，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六个动元”的结构理论。从他的这个理论中，读者还能发现其对苏里奥和普洛普角色分类理论的参照，从著作的一开始他就对此作了回顾，并讲到根据对俄罗斯民间故事中人物的分析，普洛普从中得出了7个有着功能类型特点的“剧中人物”，他们主要是主人公、假主人公、叛徒、赠与者、被寻找者、帮助者和委派者等。和普洛普很相似，苏里奥在他的《二十万个戏剧情景》中也总结出了相似的理论模型，但是他的总结是6个戏剧功能，即是地球、月亮、火星、太阳、狮子座、天秤座等，这6个事物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戏剧功能。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格雷马斯“六个动元”的结构理论显然是对上述理论的借鉴，在《结构语义学》中，格雷马斯也首先肯定了普洛普和苏里奥的成果，同时还指出他们的理论只是在一个“不够形式化的层次”，并且对于角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地分析。[2] 　　于是，在这种洞察背后，格雷马斯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在二元对立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自己的“六个动元”的结构理论，即是主角（主要人物）、对头（阻碍作用）、对象（所追求的目标）、助手（在主角追求对象时发挥促进作用）、支配者（引发主角行动的抽象力量）和承受者（获得对象的是承受者）。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格雷马斯又将其与叙事功能和结构语义理论相结合而提出了所谓的语义方阵理论，并且根据此画出了一个方阵图式。这里的方阵图式是动态二元对立的结构，图式中的因素实现了否定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事情的动态发展是无法封闭的，这种开放的姿态也为叙述的推进提供了空间，依此形成了“全否定”性的符号方阵。[3] 　　二、 电影《亲爱的》中的角色分析 　　根据格雷马斯的理论，我们来分析电影《亲爱的》，可得到如下的对应关系，卢晓娟和田文君――主角/支配者/承受者、田鹏――对象，而对于帮助者和组织者的界定，在这里是不能简单地给出答案的，如在田文君寻子之路上，那些曾给与帮助的人也无意中耽误了田的救助机会，这些同病相怜的人在相互的帮助过程中，也将自己的意志和他们绑定在一起，使他们在行动上缺乏了个人意志的体现；再如那个曾经帮助过李红琴的律师也在最初的时候欺骗过李，所以在这里观众不能简单地将某人归为阻碍者或者帮助者的角色下。电影在故事的呈现上采用了对立双主的叙事结构，将电影的叙事分成了两部分：其一、田文君的寻子之路；其二、李红琴丧子后的种种遭遇。在这种叙事结构中，我们可以将电影《亲爱的》的故事推进以田鹏被找到为节点也分成两部分，在这之前主要是对田文君的寻子之路坎坷的呈现，其人物图式如下： 　　在田鹏被找到以后，主要讲述的是李红琴失子之后的种种遭遇，其人物图式如下： 　　在这种对立双主的叙事结构中，田文君和李红琴都面临着相同的痛苦，即失子和寻子之苦，尽管两个主体的行为都是在各自封闭的系统里进行的，但是他们却有着一样的动作和功能，在寻子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同样的痛苦。因为在故事的呈现过程中，相同的行为功能会被分派给不同的人物，他们只是在名称上不一样，内在里有着相同的行动或功能，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概括化的角色功能来对故事进行研究。[4] 　　原本两个封闭的没有交集的行为系统，被李红琴的丈夫和田鹏联系在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