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心似三春晖——鲁迅小说《故乡》主题人物细探.doc

慈母心似三春晖——鲁迅小说《故乡》主题人物细探 秘 慈母心似三春晖——鲁迅小说《故乡》主题人物细探 对于“人”与“”的关系，中国自古的说法是“如其人”。如何认知人，则说是“知人论世”、“论世知人”。孟子曾经说过“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下》）鲁迅说得更明白晓畅：“倘要论，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二集·题未定草七》）我们现在阅读、欣赏鲁迅的小说作品，想真正读懂，理解透彻，获得充沛的激情感染和深切的精神熏陶，就应该遵照鲁迅所教示的那样做。 关于鲁迅的生平事迹，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方面的资料容易找到，人们也比较熟悉；这里，为了讲述的简便直捷，我们先介绍鲁迅《自题小像》这首七言绝句：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诗末附记：“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鲁迅在学生时代，日本留学之时，写了这首诗；到晚年记起这诗，特意制成条幅，挂在上海居室的墙壁上；可见他对此诗极为重视，把这首诗的结句作为一生的矢志。在这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生时代的鲁迅就深切地思考并明确地认定了关于自己人生道路的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我是生活在怎样的国度？——祖国处于风雨飘摇，危急存亡之秋。二、我应该做一个怎样有为的人？——我要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挽救祖国的危亡。真的，鲁迅是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考虑的。在日本，他先是就读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原的打算是学医“卒业回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后由于受到一些事象的刺激，认识上有所改变，“觉得学医并非一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艺”。（《呐喊·自序》）于是，鲁迅中止了医学学业，邀约了几位朋友，致力于学翻译和创作。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活在民族存亡危急关头的青年鲁迅，他心中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宁愿中止学业而投身于学工作的。在他心目中，“艺”是用“改变国民精神”的手段，强民救国的手段；而且把学工作作为全身心投入的职业。要知道，鲁迅关于“改变国民精神”的主张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他在国外观察、探究了欧美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的社会发展状况，深知片面发展物质生产，放松精神明建设，会造成国家社会物欲横流的种种弊端。针对这一严重的“偏至”现象，他在一九0八年所发表的《化偏至论》一中，明确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的主张；即认为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还要注重抑制社会上物欲的膨胀，发扬、激励精神道德的高尚、优美：这样才是奔向理想的美好社会的正确途径。在《新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赞许了《新潮》社一群青年作者（汪敬熙、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叶绍钧等人），那样“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无疑他自己也是这样做以改革社会为目的，给青年们作着示范的。——关于这一意向，当今某些趋时的，沉迷而执板的人，也许会大不以为然的。但是，我们既是阅读、探究鲁迅小说，就得认知并重视这一事实，何况鲁迅和许多青年作者那样做，实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自古以“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优良传统的。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一中，鲁迅再次明确宣告：他的创作“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改良社会”，并且说明在创作中如何贯彻实现这一宗旨：“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从以往的讲析、评论、研究看，人们多是注意到了“揭出病苦”这一方面，而对于“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有所疏忽了。譬如，关于向人们“灌输诚和爱”的创作意图，就历很少有人注意到。 早在一九0二年于东京弘学院学习日之时，余时间鲁迅常与挚友许寿裳共同探讨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许寿裳《我所知道的鲁迅》18、19页）一九一八年一月与许寿裳通信，又谈论到中国改革问题，鲁迅在回信中说：“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一九一九年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中，鲁迅又说：“中国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坟》）早在一九0八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要求中国诗人要“抱诚守真”，“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坟》）鲁迅最早结集的杂为什么取名《热风》？他说：“我却觉得周围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热风·题记》）鲁迅在《亥年残秋偶作》一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