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内在伦理探究.docx

权利的内在伦理探究 澳大利亚学者坎贝尔指出，在２０世纪以后，“权利获得了相当受人肯定的声誉。权利话语在政Z、法律及道德领域中广受欢迎。各种与社会生活和政Z生活有关的立场、意见、主张、批评或抱负，几乎都用‘权利’一词来加以表达和确认”。①权利话语广受欢迎在当下中国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各种新兴权利不断被提出就是例证，如变性权、变性人婚姻权、代孕权、养狗权、虚拟财产权、吸烟权、安乐死权、自杀权、悼念权或祭奠权、亲吻权、贞操权、户外广告发布权、亲属作证豁免权、乞讨权、信访权以及动物的权利、人类的权利、自然的权利，等等。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权利意识张扬的时代，‘权利之声压倒一切’；这是新兴权利层出不穷的时代，而也应当是一个权利研究兴旺发达的时代”。②新兴权利的不断涌现反映出法治时代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有利于权利观念的普及乃至公民权利保障水平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某些新兴权利也给人们的权利认知带来了困惑，似乎任何口号都可以被纳入权利话语，导致权利泛化现象。权利是法律中最重要的内容，没有一些关于权利的基本法理会严重扰乱人们对权利的理解，新兴权利的不断提出可能会导致权利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因此，进一步明确能够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所具备的基本认定标准就亟为必要。本文讨论的权利内在伦理就是对此做出的一种努力，并进一步探索实践中应如何合理对待新兴权利。需要说明的是，如姚建宗教授所言，新兴权利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学概念或者法学范畴，而只是一个用来描述我国当前社会中某些权利诉求或主张的模糊概念。③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新兴权利”更多的是一个法哲学意义上的学术用语，泛指一些具有“新”色彩的权利观念、口号或诉求。任何有关权利背后的法理认知都会充满争议，但如同美国法哲学家庞德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提出一种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和遵从的价值尺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缘故，就必须要把法律秩序搁在一边，直到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止”。①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权利内在伦理不意味着就无可指摘。法治社会是“权利本位”的社会，人们肯定会不断提出新的权利主张，国家也需要不断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是，面对不断涌现的各种新权利，做一些冷静的思考也是必要的。 一、新兴权利引发的权利泛化现象及其负面效应 （一）新兴权利引发的权利泛化现象 新兴权利不断涌现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不断“制造”出来的新兴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又引发了权利泛化现象，因为并非任何诉求都可以被纳入权利话语。有学者就指出，不断创造出“亲吻权”“养狗权”等各种层出不穷的所谓权利诉求或口号，甚至导致滥用权利，其实都是权利泛化的表现，“即泛化者将一些自然权利或法定权利以外的得受法律保护的一些正当利益，未经法定程序，扩大、推广到法定权利形态，以法定权利的救济方式来寻求救济的现象”。②也有学者指出，权利泛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权利话语的“乌龙效应”给出了重要提醒，③尤其是在实践层面给出了一种后果主义关切，“它注意到了法律权利的创制和确立，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不仅包括了经济成本，也包含了诸多重要社会成本”。④有学者认为，在对权利的道义论证给予足够关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新兴权利不断涌现可能导致的后果。新兴权利不断被提出至少在以下几个层面会导致权利泛化。其一，某些新兴权利提出者过度扩大法定权利的覆盖范围从而引发权利泛化。有学者指出，人们总是愿意按照自己的愿望、根据自己的特定处境来理解和使用权利话语，将对自己有益的事实、利益和行为赋予权利名义，具体表现为３种情况：一是将与道德和法律无涉的事实、利益或行为赋予权利名义，二是将无法律依据而符合道德的事实、利益或行为赋予权利名义，三是将道德、法律禁止的事实、利益或行为赋予权利名义。⑤该学者虽然认可对个体而言权利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种生活或生存方式，但是也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权利概念过度符号化，使得权利从内容到主体的覆盖范围都太过宽泛。其二，某些新兴权利的提出者借权利名义谋取非法或不当利益从而引发权利泛化。权利泛化包括扩大法定权利覆盖面的情形但又不局限于此，权利泛化所要保障的利益也有可能是不正当的利益。有学者指出，很多新兴权利实际上表达的是某种自由观念，甚至是在追求某种符合自己需要的特权或特惠观念。⑥而特权的重要特征是，“这些权利或权力有的为法律所规定，有的在法律规定之外，并且都是建立在对这些权利或权力分配的不公平的基础之上”。⑦但如果权利提出者“将道德或法律禁止的事实、利益或行为赋予权利名义”，那么权利话语就可能沦为某些人追求自己非法利益或谋取特权的工具。其三，某些新兴权利的提出者将权利的部分内容（权能）以偏概全地等同于权利从而导致权利泛化。权利确实包含资格、自由、可能性等内容，但这不代表反过来可以认为资格、自由、选择、利益等就一定都是权利。“利益进入权利并不是直接对利益本身确认的结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