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理论反思.docx

司法改革的理论反思 一、引言 自20XX年以来，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运动。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的是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和法院内部管理方式等技术问题的话，那么，这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所触动的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例如，法院、检察院人、财、物交由省级统管，设立与行政区划适度分离的法院、检察院，法院、检察院内部实行人员分类管理，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在法院、检察院内部推行司法责任制……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司法制度的面貌，解决司法实践中愈演愈烈的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问题，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但是，与司法改革的强力推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者并没有提出令人完全信服的司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轮改革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法院有关的司法改革，更是存在着改革措施与改革理论严重脱节的问题。根据较为权威的分析，司法改革依托于“两个理论基点”。所谓“两个理论基点”，一是司法权作为中Y事权和判断权的司法性质论；二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价值论。这种改革理论无疑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意味。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但就改革者对司法权性质的两个论断而言，这里其实包含着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例如，司法权带有判断权的性质，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而早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论断。关键的问题不是司法权的“判断权”定位，而是法官如何行使判断权的问题。至少，根据司法权是判断权这一论断，我们无法得出司法权应当独立运行的结论。又如，司法权属于“中Y事权”，这一论断潜含着司法权应当摆脱地方控制，而完全回归国家权力属性这一重大改革战略。但是，法院人财物收归省级统管这一改革本身，就属于对这一改革战略的背离。 更何况，根据“人民主权”原则所构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宪法体制属于“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各级法院和法官由同级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这种宪法体制不可避免地为司法权注入了地方化的成分。再如，“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意在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其中，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要逐步实现相互分离，也就是让司法行政回归行政权属性，而司法裁判则回归裁判权属性。假如司法权仅仅被定为“判断权”，那么，作为司法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行政管理权，岂不应退出法院管理体制吗？本文拟结合20XX年以来推行的各种改革措施，对司法改革的理论根基做出一些反思性评论。有学者首先将对司法改革的理论逻辑进行剖析，然后分析那些产生对立和冲突的改革措施，并揭示现有改革理论在指导当下司法改革方面的局限性。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有学者还将结合司法改革的发展动向，提出一些完善司法改革理论的新思路。 二、作为“判断权”的司法权 司法权是“判断权”和“裁量权”，这一理论表述被视为司法改革的两个理论基点之一。据此，司法活动的判断主体应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中立性和专业性”，这是确立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建立法官员额制度、完善法官选任制度等项改革措施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作为判断权的司法权，还必须体现“程序性”和“技术性”等司法规律，这是建立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健全法官惩戒制度的理论前提。20司法权是判断权和裁量权，这本来并不是一种新的论断。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司法权又被视为一种有别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裁判权”。但是，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并没有否认司法权的裁判权属性，无论是法官独任审理案件，合议庭审判案件，还是审判委员会讨论并决定案件，这都是在行使判断权和裁量权。即便是法院院长、副院长审批案件，庭长、副庭长签发裁判文书，也都是在行使裁判权。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有没有行使判断权和裁量权的问题，而是司法裁判权究竟应由谁来行使？司法裁判权究竟应如何行使？正因为如此，司法改革的决策者才提出了“去行政化”的改革思路，并将这一点视为诸多司法改革措施的最终目标。然而，仅仅将司法权定位为判断权，能对这些司法改革措施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吗？在有学者看来，“司法权是判断权和裁量权”这一论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司法活动同时包含着司法裁判活动和司法行政管理活动，司法改革的真正问题在于如何重新处理司法裁判权与司法行政管理权的关系，而这一问题在当下的理论表述中却被大大忽略了；二是这一理论表述没有回答究竟由谁行使司法裁判权的问题，尤其是没有解决法院独立审判与法官独立审判的关系问题。 （一）司法裁判权与司法行政管理权的关系在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中，要保障司法裁判活动的顺利进行，都必须构建一种高效便捷的司法行政管理机制。例如，任何一个法院要维持正常的工作运转，都必须获得一些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如后勤保障、人员配备、法官遴选、案件分配、考核制度、奖励机制、惩戒机制，等等。又如，法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