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科学素养问题研究.docVIP

PAGE PAGE 7 ?一、选题依据（目的、意义、学术价值、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目的 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之间有一定的共性，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基层法律工作者在一定的辖区范围内为辖区百姓提供法律服务，同时服务范围更加广泛。本文研究当中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指的是处于基层，在乡镇范围内向群众提供诉讼代理、非讼法律事务的办理、纠纷的协调、公证与见证的协助办理、法律咨询的解答、法律文书的书写等等服务，同时在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执业过程中有合法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法律服务人员。我们可以看到，基层法律工作者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本文旨在研究这一群体科学素养的知识结构现状，针对研究结果对培养和提高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科学素养提出可行性意见。 意义 当前“基层法律工作者”这个特殊的群体的“科学素养”的完善和提升的论题，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但在研究界关注度却并不高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选题。 基层法律工作者肩负在乡镇范围内向群众提供诉讼代理、非讼法律事务的办理、纠纷的协调、公证与见证的协助办理、法律咨询的解答、法律文书的书写等等服务的工作。该职业与一般性的政府公务员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研究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科学素养问题对于当前建构现代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 基层法律工作者科学素养的研究有利于基层法律服务理论的研究，丰富了基层法律服务研究的视角，从一个将知识、科学素养内化的角度出发增强基层法律工作者决策能力，从而制定出合理的基层法律服务管理方案。通过对我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科学素养现状调查分析，探讨当前我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科学素养现状问题，并针对当前问题，就提升我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科学素养提出建议。 学术价值 目前基层公务员科学素养问题是大众较为关注的热点，本文以基层法律工作者科学素养为切入点，对当前基层法律工作者科学素养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当前我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科学素养现状问题，并针对当前问题，就提升我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科学素养提出建议。此外，当前针对基层法律工作者科学素养的研究几乎没有，大多数为针对我国公务员科学素养的研究。在选题上缩小了研究范围，更加具有说服力，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四）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1983 年，美国学者 J.D.米勒(J.D.Miller)提出了“科学素质”的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概念，并提出了科学素质的测评标准，他认为科学素质应该包括三方面：具有足够可以阅读报刊上各种不同科学观点的词汇量和理解科学技术术语的能力；理解科学探究(scientific inquiry)过程的能力经过不断地探索逐渐完善；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和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基本理解的能力。之后美国和欧洲掀起了科学素质建设的浪潮，这些行动都与米勒提出的测评标准有着很大关联。但在建设过程中，学者们发现米勒的“科学素质”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并非无懈可击，因此开始了对“科学素质”和“公众理解科学”的反思，指出米勒体系是有“缺失的”模型。S.耶雷(S.Yearley)认识到，“科学素质”很可能不是一个普适性概念，地方知识不应该被排除在外，专家知识未必总是那么好用；W.M.鲍尔(W.M.Bauer)、K.皮特科娃(K.Petkova)和 P.波亚德耶娃(P.Boyadjieva)结合在英国和保加利亚进行的实地调查提出，米勒体系对于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素质”并不唯一，对科学的社会建制充分认识，对科学的本质有所了解，即可认为被试者具备了科学素质。据此，鲍尔提出了相对于“米勒体系”的“鲍尔体系”，并建议欧盟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英国)扩展其科学指标测评的视野，吸收各种指标的合理部分；J.特尼(J.Turney)指出，公众理解科学固然重要，但科学家能否理解公众、能否使用公众熟悉的语言传播科学知识，也是至关重要的。P.斯特吉斯(P.Sturgis)和 N.阿勒姆(N.Allum)重新评价了公众对科学之态度的“缺失模型”(即米勒体系)，他们结合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揭示出公众本身的知识水平对其接受科学时的态度具有显见的重要性。 国内从事公务员科学素养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国家行政学院的程萍教授与硕士研究生杨邵丽。在中国科协科组部全面支持与指导下，程萍教授组织开展了专项资助项目“我国地厅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及对策研究”。杨邵丽则主要针对中央直属机构公务员的科学素养进行调查研究，并有针对性的分析了中直机构公务员科学素养不容乐观的成因及有建设性的建议。杨邵丽指出，中直机关公务员科学素养方面问题还比较严重，没有统一的公务员科学素养规划，对公务员科学素养监督评价不够，研究经费不足，所以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通过有计划的、系统的教育培训使得中直机关公务员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