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发展与协调.pdf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 　　吴丹红 　　【摘要】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其不当适用可能导致侦查陷阱。在美国判例 法上，从对侦查陷阱的宽容态度到 “陷阱之法理”再到 “正当程序抗辩”，围绕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 演绎了规制侦查权的艰难历程，折射出侦查程序中关注人权保障的深层底蕴。由此得到启示，我国目前实 践中诱惑侦查的无序状态也亟待法律规范。 　　为了侦缉某些隐蔽性强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往往设计某种诱导犯罪的条件或机会，待犯罪嫌疑人实 施犯罪行为时，当场将其拘捕。这种运用诱导性手段进行刑事侦查的例子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侦查机关也 将这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当作出奇制胜之法宝。问题是，如果被诱惑者原本乃清白之人，并无犯罪意图，他 仅仅因为侦查人员实施的强烈诱惑而犯罪，侦查机关是否有罗织圈套、陷人入罪的嫌疑?如果这种侦查手 段是违法的，那么作为公民有没有权利对之提出抗辩呢? 　　让我们看看最早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美国，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美国于 1910 年 FBI 成立后，就开始将这种诱惑性手段运用于刑事侦查中，在间谍活动频繁的二战期 间尤甚。学界称之为Encouragement [1]，可译为 “刺激侦查”或 “诱惑侦查”。它又因被诱惑者先前有 无犯罪倾向而在理论上区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后者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侦查陷阱 (police entrapment)。 对侦查陷阱的经典定义表述为， “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 (implant )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之受到追诉”。 [2]这种侦查方法曾被侦查机关不加 区分地广泛采用，并为法律所容许，但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实际上是在 “引诱” 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 [3]然而，对于侦查陷阱进 法律规制的过程，在美国判例法上却演绎了一段漫长之路。 　　最早对侦查陷阱进行规制的案例乃要溯及到 1932 年的索勒斯 (Sorrells)案 [4]。该案发生在美国禁酒 法 (the National Prohibition Act)时期，装扮成旅行者的侦查员在与索勒斯交谈中，得知二人在一战时 曾在同一部队，于是便借战友情再而三地纠缠索勒斯，要求其提供威士忌。索勒斯虽极不情愿，但难违战 友之情，最终提供了威士忌，随即遭到逮捕和起诉。一审和二审都对索勒斯作出了有罪判决，但联邦最高 法院的法官认为，决定本案的关键在于 “国家是否应处罚由于侦查人员的行为而制造的原本清白的公民所 实施的犯罪”， “如果被告人以 ‘陷阱’为由主张无罪，那么理应接受相关的个人行为与品格调查，如果 调查结果仍使被告人处于不利地位，那也只是抗辩的性质自身招致的结果而已。”据此，联邦最高法院作 出了撤消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决，从而首次以判例确认了 “陷阱抗辩”(entrapment defense)。然而，对 于判断构成陷阱的依据，几位法官内部稍有分歧。主审法官 Hughes 为首的多数派认为陷阱抗辩旨在禁止 执法人员通过 “引诱无辜者(innocent person)犯罪进而对其惩罚”的方法来进行刑事侦查，因此陷阱抗辩 应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的意图 (intent)或倾向(predisposition);而 Roberts 等少数法官则认为 “对于因 政府自身的侦查行为鼓励 (instigate)的犯罪，法院应该关闭对该罪进行审理的大门(即驳回起诉)”，从 而将考察的焦点集中于政府的行为是否在诱导犯罪。 [5]这种分歧就为以后关于陷阱抗辩的主观说 (Subjective approach)和客观说 (Objective approach)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1958 年的谢尔曼 (Sherman)提供毒品案 [6]，是形成陷阱之法理(Law of Entrapment)的标志性案例。 该案是因侦查机关的耳目在一家诊所治疗毒瘾时，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