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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的境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 【作者】韦凤娟 　　 “道”在宋人的意识中代表着最高的精神境界，是极其神圣的字眼，故而宋人是不轻易以 “道”许 的[1]。惟独陶渊明享有“知道”、“闻道”、“见道”的盛誉[2]。这种看法得到后人的热烈响应[3]。至于这个“道” 究竟为何物，从宋人至今人，众说纷纭，姑且不论。然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这个 “道”是中国文化的 最高理想，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与信仰系统的总称。由此可见，说陶渊明“知道”、“见道”，实际上是把 陶渊明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想模式、一种理想境界，认为他代表着一种最高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 在历代文人的心目中，陶渊明实际上成了一种传统文化模式的价值符号。 　　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是一个很复杂的极庞大的完整的母系统，各类子系统纵横交错，很难在有限的篇 幅中加以辨析。大致说来，可以把注重事功，以“志于道”作为人格理想、以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社会功利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模式称为“载道文化”，而把超越社会功利、追求人生的审美境界、注重 个体的精神需求、以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模式称为“闲情文化”或“闲适文化”。 载道文化关乎国家社稷、人伦纲常、政教风化、经济仕途，有着鲜明的社会功利性，所谓 “为君、为臣、 为民、为物”( 白居易《新乐府序》)云云。而闲情文化则关乎个体之情致、志趣、风神、气度等，往往表 现为一种悠闲散淡的情怀、一种玄澹雅致的意境、一种高远脱俗的韵致。它并不是某些哲人一时心血来潮 的“即兴创作”，而是一种极其深厚极其久远的文化心理的积淀。从哲学上讲，它是儒道互补的必然结果， 是以道家逍遥自适的人生哲学和儒家 “乐亦在其中”的生活信念作为基本理论依据的，是庄子哲学独特的 价值观念及思辨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从社会政治角度考察，闲情文化表现为对社会责任、政治生活的一 种规避，也是处于社会历史压力之下的人性的一种“保护性反应”。它滥觞于魏晋时期，是魏晋时期社会政 治经济及哲学思潮、时代风尚的必然产物。 　　闲情文化与载道文化相对立又相补充。闲情文化虽不似载道文化那般展示着人生舞台上轰轰烈烈的“正 剧”，却以其平淡优雅的形式更贴近真实的人生，更生动地更细腻地展示着有深厚的文化教养的士大夫们空 灵剔透的心灵境界，反映着他们对俗世尘间所持的艺术心态及对平凡人生的诗意感悟。如果说屈原悲壮的 一跃谱写了载道文化中最辉煌的篇章，那么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是闲情文化最典型的 写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闲情文化在滥觞时期是生活优裕、精神空虚的魏晋名士们的“专利品”，它是作为 儒家传统的对应物出现的，往往带有狂放、怪诞的色彩，令人望而却步。而陶渊明的意义正在于：他以自 己独特的人生实践将在魏晋名士那里既有几分放诞又有几分做作的 “闲情”化为一种高雅而平实的、能够 为人们普遍实践的人生艺术。也就是说，是陶渊明使闲情文化得到最完美、最切实、最生动的表现形式； 闲情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价值取向也是通过陶渊明才得到充分的阐释，才得到确定。陶渊明以自己的人格和 风格将一种东方文化模式的理想境界呈现给后世文人，他也因此而进入了人们心灵中的圣殿，成为一种文 化精神的象征。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田，从重志节的传统上看，可以说是《礼记•檀弓》中 “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 古老故事的翻版。不过，尽管 “兼济”不成而转向 “独善”是儒家人生哲学为士大夫规定的退身之路，但 促使陶渊明最后 “投冠旋旧墟”的，主要还因为他深受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心中有一个庄子式的价 值判断：权势、功名、贪欲等都是违反自然的异己力量，个体精神应当从 “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受制 于外物的功利满足是卑微渺小的，而个体精神上的自适才是最值得珍视的；对各利地位声誉的功利追求， 远远比不上超功利的精神享受，况且那些功利的追求和满足又往往是以身心屈辱为代价的。正因为陶渊明 心中有这么一个庄子式的价值判断，抱定了庄子式的审美态度，因此他在由 “兼济”转向 “独善”之路时， 不像许多士大夫那样沮丧，而有一种羁鸟出笼、池鱼投渊的解脱感，有一种大梦初醒似的醒悟感， “觉今 是而昨非”。他觉得自己混迹官场是 “误落尘网”，是受 “外物”所惑而丧失 “自我”；而现在，他终于 重新找到了 “自我”， “复得返自然”。——这就是他所说的 “不委曲而累己”。 　　综上所说， “宁固穷以济志”——表现着儒家传统对志节操守的极端重视； “不委屈而累己”—— 表 现着道家传统对精神自由、个体人格的极端推崇。这二者在陶渊明那里通过 “不为五斗米折腰”、拂衣归 田的行为实践，终于熔铸成一个统一体，共同营构成陶渊明精神框架的主体，揭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