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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控辩平等对抗 刑事追诉的国家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和侵犯性的特征，极容易被滥用，一旦滥用就会直 接导致对他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财产乃至生命等基本人权的恣意侵犯，甚至造成无数 冤假错案，为此，人类发明出来的迫使真相大白的最好方法就是控辩平等对抗，平等武装让 权利和权力处于对等状态，并且有“程序性制裁机制”使控方的侦查、公诉行为全部无效或部 分无效的法律制裁后果是辩方权利无限扩大后能够落实到位的有力法律保障。 关键词： 控诉方 辩护方 平等 对抗 我国《宪法》明确把“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国家对人民的一项空前高度的法律承诺， 写入第二章第 33 条，确立了人权保障的重要宪法原则，律师在人权保障中又担负着重要角 色。刑事诉讼中有律师参与，可以消除权力专横，限制公、检、法办案人员恣意侵权。现代 文明的刑事诉讼更加注重对被追诉人权利予以保障，让他们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具有人格 尊严。律师怎样才能切实维护面对强大国家追诉处于“弱者”地位的被追诉人之人格尊严和诉 讼权利免受侵害，基本的道具就是国家有义务保证控辩地位平等对抗，权利保持平衡。为此， 笔者将对控辩平等对抗展开浅显论述： 一、保护人权的普世价值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真理。[①]因为权力的拥有者都 有不受他人支配的能力，权力的这种不但可以使它的拥有者按照自己意志行事，还可以使他 人按照权力拥有者意志行事的属性是权力腐败的根源。因此，近代民主国家均以不信任国家 公权力作为出发点而构建。[②]如何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以保障人权，历来的先进思想家绞尽 脑汁力图找出一条最佳途径，经过了“统治者贤明与自律”和“分权方法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 两个阶段后，以卢梭为代表的“人民主权和民主”论，认为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的委托，权 力的本质是人民赋予的义务，如何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予以保障人权，历来的先进思想家绞尽 脑汁力图找出一条最佳途径，经过了“统治者贤明与自律”和“分权方法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 两个阶段后，以卢梭为代表的“人民主权和民主”论[③] ，认为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的委托， 权力的本质是人民赋予的义务[④] 。人民有权要求代表国家的政府尽其应有的本分。建立宪 政制度，构建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框架，将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被认为是国家对待个人的 最低标准。当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遭到侵害时，国家有义务予以积极的救济。通过基本人权 的设置，人们可以与强大的国家权力相对抗，从而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基本人权的价 值就在于防止国家权力走向恶政。何谓人权?格维尔茨认为：“人权是所有的人因为他们是人 就应该平等具有的权利。[⑤]”米尔恩认为：基本“人权概念是这样一种观念，存在某些无论 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应有这些权利， 而无论其在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业、财富、财产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 特性方面的差异[⑥]而区别对待，即使损害了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同 样拥有基本人权，人权超越地域、时空、对一切人均具有普遍性，即人权具有普世价值。 由于刑事追诉权力担负着保障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的重任，被赋予很强的国家强制力，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权选择或拒绝追究和制裁。与强大的国家追诉权力相比，被追诉者总 是处于弱小地位，因此，刑事追诉的国家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和侵犯性的特征，极容易被滥 用，一旦滥用就会直接导致对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财产乃至生命等基本实体人权的恣意侵 犯，甚至造成无数冤假错案。连基本的实体人权都无法保障的国家，基本程序人权将被剥夺 殆尽。事实上，一国人权状况的好坏，往往与刑事追诉程序权力有无制约具有很大关系，在 一个警察权力无孔不入并缺乏制约的国家，根本谈不上人权保障[⑦] 。现代各国均强调：宪 法赋予犯罪嫌疑人除了拥有宪法基本人权的实体权利外，还必须拥有刑事程序方面的基本人 权——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予以修正这种权力与权利天然不平等不对抗的诉讼地位，将宪 法基本人权细化后，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固定。因此说，《刑事诉讼法》是小宪法， 是一国人权状况的“晴雨表” 。 二、控辩平等对抗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内在要求 美国刑事证据学者乔恩?R 华尔兹认为“揭露案件事实最好的办法是对抗程序，抛开有关 科学的事实认定的所有清规戒律;这种审判制度实际上运转颇佳。对抗似乎是迄今发明出来 的迫使真相大白的最好方法。[⑧]”在一个没有充分控辨的审判程序中，法官实质上很难不 偏不倚地正确认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