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研究与分析.pdf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建立水土保持 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 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 　——关于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的思考 刘　峥 　　近年来，关于法解释的著述颇多，但主要是从学理角度探讨法解释的历史延革、学说源流、价值取向和方法 模式等问题。而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而言，从制度层面上来规范司法解释，以构建司法解释体 制更具实务价值。 司法体制改革之要义乃司法独立，司法解释权的设立正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表现；司法改革终 极目标是司法公正，司法解释权的正当行使实为司法公正之保障。因此，从一定程度而言，司法体制改革乃重构 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之契机，司法解释体制如何构建亦为司法体制改革纵深程度的标尺。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司法解 释现状的分析，以司法改革为依托，探求规范司法解释的最佳途径。 　　一、学理背景：司法体制、司法解释体制、司法解释的基本界定 　　司法体制是指国家司法权配置的范围以及行使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的职权划分及其相互关系。根据我国宪 法规定，我国的司法体制是由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和行使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分别行使国家司法权的司法组 织制度。 　　司法解释体制是指司法解释权的授予范围及作为司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及各解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根据 1981 年 6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 简称 1981 年决议)规定： “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凡属于检察 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据此，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是以最高人民 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解释主体，以审判权和检察权为限分割司法解释权，解释内容为审判/检察工作 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 　　显然，在有效法律文本上建立的司法解释体制与我国现存司法体制具有一致性或者说重合性。由此可见，司 法体制实为司法解释体制的基础，对后者的主体、内容、权限具有决定意义。司法体制是司法权配置的结果状态， 而司法解释权乃司法权之附属，司法解释体制是在司法权一级配置之后进行的再次配置或称二级配置。二级配置 只能够在一级配置的范围之内进行，如二者重合不能，即会形成制度对司法实践的阻却和制约。而司法解释权利 具体行使，理应在司法解释体制内运行。因此，司法解释的界定应该是指 “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 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1。但实践及学理界对此概 念已有较大突破。实践中，非正当主体如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非司法机关等行使司法解释权已呈正当化趋势； 正当主体间权限交叉导致解释冲突也屡见不鲜。 在学理上，对司法解释的定义至今歧见纷呈。溯及本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从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 制的约束性、司法解释体制对司法解释活动的规范性而言，司法解释逾规现状是对法定体制的侵害，会导致其合 法性缺失及司法权虚置。但是，如果司法权的一级配置存在不合理状态，或称 “体制不顺”，其二级配置的合理 性即值得怀疑。在异化体制下进行的司法解释规范化自然会有诸多冲突难以解决。就此意义而言，司法体制对司 法解释体制呈单向制约规范作用，而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则会呈现互动发展的客观情态。司法解释 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 (司法解释规范化是对司法解释主体、权限、程序等进行规制，而这些 内容即为司法解释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寻 求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历程中，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构是必由之路。 二、当代中国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及法理诠释 　　自 1979 年以来，我国进入立法的蓬勃发展时期，司法解释也相应日趋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仅 1978 年至 1993 年 15 年间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就相当于过去 30 年所作的司法解释总和的近两倍 2。与之相辉映的是有关司 法解释的立法活动和学理研究也相应启动。自建国至七十年代末期的长期实践中，司法解释现象虽然广泛存在， 但其内容主要属政策法律化的范畴，在主体、程序、解释权限上也一直处于无序状态。随着 1981 年决议的出台， 2 对 195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下称 1955 年决议)进行修正，使司法解释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