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基础四国.doc

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基础四国 ???? 关键词：基础四国； 谈判立场； 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作用作者简介：严双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高小升，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湖北 武汉 430072） 基础四国（BASIC countries）是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前夕，在中国的倡议下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等四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集团，有时被冠以“G4”的称号。鉴于四国在达成《哥本哈根协议》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加上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日益上升的重要性，“基础四国”气候集团的出现对现有的国际气候格局影响重大，而且对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影响深远。基于此，研究基础四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利益和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基础四国的谈判立场 基础四国形成于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的谈判过程中，该气候集团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协调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的立场，以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气候谈判给发展中国家增加不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面对哥本哈根会议结束后的国际气候谈判形势，基础四国继续以部长级会议的方式协调其在谈判中的立场，强调基础四国不仅仅是一个协调气候立场的论坛，也是借助气候研究交流和技术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平台。截至目前，基础四国先后召开了五次部长级会议，阐明了在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上的立场。 1.后京都气候条约的法律地位 后京都气候条约的法律地位一直是谈判中分歧颇大的议题之一。2009年底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虽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但《公约》缔约方会议（COP）在大会最终决议中仅表示注意到其的存在，并未确立其在联合国多边气候谈判中的位置，更未解决未来气候条约与《公约》以及《议定书》的关系问题。在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基础四国强调“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渠道是气候谈判的唯一合法平台”（注：Vicente Paolo Yu, “BASIC Ministers Stress UN’s Primary Role in Climate Talks”,South Bulletin,Issue 47,May 26,2010, p.9.），未来的气候谈判应继续坚持“双轨制”。《哥本哈根协议》的重要性在于其代表了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缔约方高层对气候谈判中存在争议问题的政治理解，将有助于在联合国坎昆气候大会上达成一个成功的谈判结果（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of South Africa, Joint Statement Issue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econd Meeting of Ministers of BASIC Group，New Delhi,January, 24,2010,.za/speech/DynamicAction?pageid=461 sid=6675 tid=6820. 2010-07-08.）。在基础四国看来，最终达成的气候条约应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在《议定书》第二履约期下附件一国家的量化减排协议；二是在《公约》框架下就长期合作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基础四国部长会议同时认为，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应该在2010年底联合国坎昆气候大会上达成，或者最迟不能晚于2011年的联合国南非气候大会（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of South Africa, Joint Statement Issue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BASIC Ministers, Cape Town, April 25,2010,.za/speeches/2010/10042614351001.htm. 2010-07-08.）。 2. 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 2012年后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减排是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的关键。基础四国认为未来全球升温与工业革命前相比不应该超过2℃，这一点在2009年底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得到确认。据此，基础四国坚持发达国家应承担涵盖所有经济部门、量化的、有法律约束力和能够实现“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的减排义务（注：Jan von der Goltz, High Stakes in a Complex Game: A Snapshot of the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ng Positions of Major Developing Country Emitters, Working Paper No. 177,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Aug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