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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 亚历山大·利布曼 【专题名称】世界经济导刊 【专 题 号】F8 【复印期号】2008 年 07 期 【原文出处】《俄罗斯研究》(沪)2007 年 5 期第 38～53 页 【英文标题】Alexander Libman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利布曼，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所研究员，经济学副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内容提要】在转型和发展经济体中，制度竞争经常被作为建立和保障市场的工具而加以 讨论。后苏联地区(post-Soviet space)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 的案例：国际投资流入不断增加，同时缺少政策协调，造成一种各管辖主体 之间制度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不过，在后苏联地区，制度的质量看起来还 不高。本论文主要分析后苏联地区内各管辖主体就制度质量所展开的竞争的 潜在影响，并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理性选择因素（经济不平等和学习效 应）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对公共权威 的信任，深层次制度与浅层次制度间的相互影响）。 【关 键 词】制度竞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后苏联国家转型 【中图分类号】F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7)05- 0038-(16) 一、导论 20 多年来，主流经济学、自由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1]以及相关政治科学 [2](pp41-67)，一直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制度竞争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领域。在一个 包含多元管辖权的制度体系中，由于涉及多个政府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 流动，各国政府通过提供不同的正式制度环境来竞相吸引灵活机动的私人行为体。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样的制度竞争有利于从两个主要功能上提高制度的质 量，即“发现过程”和“限制政府”的机制[3]。首先，这种管辖主体间竞争被认为 是“一种通过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来限制自成一统的政府的方 式”[4](p10)，这也使得人们又多了一种“以出走方式”控制政府行为的选择。其 次，制度竞争可以启动一种以哈耶克方法自发学习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政府政策和 制度水平的提高[5]。 从制度竞争理论看，政府架构与私人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制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的市场”[6](pp199-230)。政府向私人行为体提供某些物品 （制度），并通常以税收的形式向它们收取费用。在封闭经济体系中，政府是市场 实体的垄断力量。与此不同，在一个存在多元管辖权的开放经济体系中，制度市场 处于竞争状态。这种竞争将创造出某种允许个人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进而推动某 种反映个人偏好的正式制度的创立。如果政府提供的制度安排与私人行为体的预期 不相吻合（不管是由于寻租或信息不对称），他们就会脱离管辖（“存在”），从 而恶化税收基础、经济健康和执政者的政治权力，这一过程将推动更适合的正式制 度的建立。 在当前的讨论中，管理制度（诸如环境标准或社会准则等）处于核心。不过， 制度竞争也常常用于市场制度规则，如所有权、合约执行权等[7](pp131-150)。因 此，规范性结论同样适用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研究，在这些经济体中，制度竞争有助 于发展市场良好运作所需的制度框架。制度竞争是所谓的“市场联邦主义”的重要 因素[8](pp287-311)，其对正处于转型阶段的联邦制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如 俄罗斯、中国、巴西等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世界银行发展报告》[9]提出，管辖主 体间的竞争可以作为提高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的重要办法。对于俄罗 斯和其他不满于 90 年代制度转型结果的独联体国家来说，这一结论是具有重要意义 的。这些国家的转型导致了“非效率均衡”、“制度陷阱”以及市场功能的低下。 本论文将详细论述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问题。第一部分主要考察独联体内部 制度竞争的潜在环境的实证，讨论俄罗斯的直接对外投资在该地区的作用。在接下 来的两部分中，将描述两种独联体内部基于制度质量而展开的制度竞争在未来可能 产生的影响。一种是以理性选择原则为基础，从交易成本和权力非均衡的角度考察 对制度的潜在需求。我们得出的结果喜忧参半：在独联体内部，对好制度与坏制度 的需求是并存的。另一种则是讨论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