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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行法看刑法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长期以来，人们对刑法机能的注意力都放在社会保护机能之上，注重通过惩罚罪犯的方式实现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的保护。但刑法还有人权保障的机能，包括对被告人和其他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日本刑法学者西原春夫指出：“刑法还有保障机能，即行使保护犯罪行为者的权利及利益，避免因国家权力的滥用而使其受侵害的机能。……虽然刑法是为处罚人而设立的规范，但国家没有刑法而科以刑罚，照样可行。从这一点看，可以说刑法是无用的，是一种为不处罚人而设立的规范。人民之所以把刑法称之为犯人的大宪章，其原因就在于此。”日本学者木村龟二认为：“刑法作为犯罪人的大宪章，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保障罪犯免受刑法规范意外的不正当刑罚。”　　对于守法公民来说，生活于社会之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刑法规制的对象。如何让一个守法公民在面对指控时能够洗清自己的嫌疑，免受刑罚，是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刑法被认为是“犯罪人的大宪章”，而刑事诉讼法被称为我国的“小宪法”。　　本文以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为视角，从立法层面分析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体系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措施。　　一、立法理念的发展　　当今刑事领域对于人权保障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无罪推定”的精神和“疑罪从无”的原则，但它们在我国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　　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规定“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贯彻的是“不枉不纵”的理念，不承认无罪推定的精神与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实践中一些证件不足的案件本着“不枉不纵”的原则既不能定罪又不能放人，被告人被无限期的羁押，其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直至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的思想，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至此，立法层面上确立起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实践中“不枉不纵”的思维惯性仍发挥着巨大作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集中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疑罪从无”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二、实体法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条、第4条、第5条分别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三个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反对封建社会的罪行擅断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刑法原则，是刑事法治的应有之义。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都是从罪刑法定原则中派生而来。　　《刑法》第12条规定了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也是派生自罪刑法定原则，防止國家滥用刑罚并保障个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三、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自第一次被侦察机关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侦察机关不仅要主动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辩护人，且犯罪嫌疑人要求委托辩护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专业律师的辩护，由专业律师对侦查活动提出意见、进行监督，是防止国家机关滥用权利、损害犯罪嫌疑人合法利益的有力保障。　　采取强制措施过程中，现行法要求侦察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羁押在特定场所并通知家属。《刑事诉讼法》第85条、第93条规定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拘留后24小时内以及逮捕后立即将犯罪嫌疑人送往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存在妨碍案件顺利侦察的情况，应在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其家属；除无法通知的，应在逮捕后24小时内通知其家属。及时送往看守所羁押，使犯罪嫌疑人与侦查人员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开，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在不妨碍侦查活动的情况下，及时通知家属，家属有机会亲自或聘请律师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有些案件不需要，或暂时没有证据足以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以传唤、拘传的方式先讯问犯罪嫌疑人，以收集证据。实践中，有侦查机关以连续传唤、拘传的方式非法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为防止侦察机关滥用这一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19条明确要求传唤、拘传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12小时，如果可能会拘留、逮捕的，不得超过24小时，并且期间应保障必要的饮食和休息。并且强调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即不得一次传唤、拘传后立即实施第二次传唤、拘传。　　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后，对于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员也有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86条要求公安机关在拘留后24小时内进行讯问；第118条规定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送往看守所羁押后，应当在看守所内讯问。　　为了确保犯罪嫌疑人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