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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背景下风险家庭表现 ［摘要］ 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背景下的风险社会映像正在家庭的微观情境中上演，风险潜伏于中国社会的底端，家庭价值急需重建。本文首先总结了当今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家庭功能弱化的表征，并超越以往单一的分析视角，从家庭成员的不可替代性、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与居住方式的分离性三个角度把握家庭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的表现形式;在辨明风险家庭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反思了风险家庭视角下中国家庭公共政策的薄弱点，对公共政策的再建构提出探索性设计。 ［关键词］ 人口转变;风险家庭;政策启示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格外重视家庭和亲情。家庭乃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 ，对中国人而言，“家和则万事兴”有着非凡的意义。2016 年初，《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专门提出“构建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重点强调今后一段时间内要“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①。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对中国家庭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及深远的战略意涵。但如何结合不同家庭的具体需求、强化总体性大政方针的针对性，进而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仍有待深入谋划。近一个世纪以来，“家庭”不再是有中国特色的儒家文化议题，它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争议的焦点，这是因为家庭虽小却与社会变迁密切相连，时代文明发展变化的特征往往更直接地投射在家庭变迁的方方面面。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传统家庭组织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离婚率大幅上升，两性关系的不稳定性增强，单亲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大量出现。1976 年， 美国总统竞选人吉米?卡特在竞选演说中反复强调“美国家庭出了毛病”，故其任总统后曾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当代中国社会短时间里实现了以生育转变为主要特征，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变迁，此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口再生产转变深刻影响着一系列包括婚育行为、死亡模式、家庭结构与功能在内的多维微观社会生活。聚焦家庭层面，在人口转变背景之下，中国微观家庭呈现小型化、核心化特征，家庭成员的不可替代性、家庭功能的不稳定性以及居住方式的分离性更使一部分家庭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环境下陷入不堪一击的脆弱处境。 尽管尚缺乏官方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日渐提高的曝光率使得失独家庭、空巢家庭、同居家庭等新型家庭以种种社会问题的形式走进大众及政府决策者的视野。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婚姻家庭观念受到社会变革冲击甚至颠覆，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家庭功能面临重重考验。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当前风险家庭问题的产生与之有共通之处，也有其特定的宏观语境。杨菊华、何莼认为，不仅是西学东渐、西方婚姻家庭观念的传入对中国家庭有变革性影响，新中国的成立、“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均将中国家庭置于风险之中［2］。此外，中国政府在家庭变迁的每一阶段所采取的相应政策及措施对家庭后期发展都有一定的渐进性作用。风险家庭现象，不仅是人口、社会与经济发展作用的产物，更反作用于人口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一个社会作为细胞的家庭处于失稳状态，风险必将潜伏于这个社会的底端。就此而言，国家面对频发的家庭问题所采取的公共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清醒的风险认 知和及时的策略调整直接关系到社会风险的控制与防范。目前，学术界多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某一种家庭的失稳形式，例如失独家庭、空巢老人，探究其根源、表现及应对策略，仅有少数研究关注中国家庭整体走向失稳的趋势并探讨中国家庭公共政策的完善方案。然而，规模渐长的风险家庭正将“家庭”这一宏观议题重新置于学术讨论的风口浪尖，它不再仅仅是社会变迁的微观征兆，如果不加以审慎对待，风险家庭将会演变为棘手的社会问题，进而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因此，在独特的社会背景下审视中国家庭的失稳问题，将不同的风险家庭形式放在同一框架中予以思考，从中反思当前家庭公共政策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人口转变作为分析家庭风险的切入点，以从隐性到显性转变的过程性视角更新了以往对风险家庭的分类形式。基于此，综合人口学与社会学理论，辨明风险家庭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并简要分析家庭失稳问题对中国相关家庭公共政策的启示。 一、人口转变背景下微观家庭功能弱化的主要特征 人口转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社会变迁过程。当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低生育率的模式之后 ，人口转变开始突破以往的狭义界定，后现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超低生育率深刻介入婚姻、生育、健康等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由新的婚姻模式、生育模式塑造的新家庭模式将家庭发展、制度功能、社会安全推向风险之下。 (一)家庭小型化、核心化传统中国社会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