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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四） 以化的转换历程来看，有学者认为工业的始自糖业，与日本、大陆发端于 纺织业的事实相较，其本质相同，都是从转换旧普遍的旧式工业为新式工业开 始。这是叶淑贞《台湾工业产出结构的演变：1912-1990》所强调的论点。该文 又提到，日本统治时期工业产出结构变动缓慢，偏重轻工业或消费财工业。 1930年代中期，台湾的工业几乎只是砂糖一业。但是与日本相比，台湾业相对 于纺织业更具比较利益。基于此，叶淑贞认为，总督府发展新式糖业而未扶植 纺织业的政策，不应视为殖民政策的缘故。（注：所谓工业化的转换历程，系 就工业产出结构的演变来看，其特色为：工业化初期多呈现轻工业或消费财工 业较重的形态，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这两个部门的比重不断下降，而重工 业或资本财工业的比重则持续上升，乃至呈现偏重重工业或资本财工业形态。 此外，许多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多从纺织业进入工业化道路，见《论文丛刊》 24.2（1996）:227-274。至于纺织业， 台湾不产棉亦不产石油，日本统治时期 的纺织业没有什么发展，所见只有以麻纤维为主的制品，见林忠正，《台湾近 百年的产业发展--以纺织业为例》，《台湾近百年史论文集》，（台北：财团 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6年），页469-504，本编另题名为《台湾纺 织工业发展政策之》，刊于《台湾风物》45.3（1995.9）:121-172。） 在新式工业方面，日本统治时期的电力事业（含电灯）有相当的发展。电灯推 广之初，用电价格比日本各大城市便宜，整个日治时期电灯的普及率也高达 35-40％。吴政宪《繁星点点--近代台湾电灯发展初探》、《日据时期台湾的电 力建设（1895-1945）》及《油灯、瓦斯灯、电灯--近代台湾照明工具之变迁 （1860-1920）》三文，叙述极详。据其研究，电力建设虽始于刘铭传推行洋务 新政之时，但落实电力建设则是从日治时期开始。日本统治初期总督府公营电 力的供电能力有限，部分地区开放民营。1919年国策会社性质的台湾电力式 会社（今台电前身）成立，资本最雄厚，技术亦最成熟，逐渐合并其他电业公 司。此外，从供电结构来看，日治前期供电以商业、官厅、米、糖、水利灌溉 等对象为主，后期因应战争的整备，改以金属工业，军需工业为主，其电力规 划与实跟随日本国内的需要而调整。（注：《台湾学会通讯》7（1989.9）:21- 32，《台湾风物》46.3（1996.9）:219-254、48.4（1998.12）:51-90、49.1 （1999.3）:17-50。此三文皆为著者硕士论文《日据时期台湾的电灯发展 （1895-1945）》（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的一部 分。另外，对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研究，林炳炎著有《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发展 史》（台北：台湾电力株式会社资料中心，1997年）专门讨论，书评见《台湾 历史学会通讯》5（1997.9）:60-68。） 最后关于日治时期的工业政策，可许松根《台湾的工业政策：日治篇》。许氏 分1902至1937年期间为第一阶段，工业政策先是振兴糖业，再则是开发日月 潭水力发电。1938年起为第二阶段，工业政策以配合日本南进国策国主，发展 军需工业。著者认为，由于糖业多为日本财团所投资，多数台湾人未得到好 处。而日月潭水力发电对台湾工业的贡献，也只能就1934-1937年间加以论 断。其第一发电所于1934年完成后，确实带给台湾一些新现象，即新兴的耗电 工业（金属工业、矿业）出现、新的日本财阀来台等。至于第二阶段因南进政 策带来的新兴工业，因战争所需而起也因二次大战的结束而终了。就各产业产 量言，1937年以后有巨幅增加，但只维持到一九四一年。在终战前一、二年， 各产业皆处于减产状态。（注：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讨论文，第8601 号，1997年6月。） （五）税务、物价、 税务方面，连瑞枝、壮英章《从一张古契谈清代台湾基层税收组织的运作》， 系根据一纸1824年新竹北埔姜家的契约文书，籍以掌握胥吏制度下有关税收组 织的讯息。该份契约显示，淡水厅署衙门中粮总一职的运作是采业户（殷户） 分股认购制。业户共同投资合购粮总一职，共同管理及承担风险（垦户抗粮而 正供杂粮征收不足）。股东利润则来自正供杂粮厘余分配、地方摊派金的减 免，以及其他名目的规费等等。粮总是官方以合法方式将税收风险分摊给各地 殷户，但股东们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不是官僚体系中的伦理关系。（注： 《台湾风物》46.1（1996.3）:181-202。） 物价史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