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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范式与社会科学发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传播研究范式的 思考；历史语境与中国传播研究范式；多元 范式的并存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进行讲述 其中，主要包括：杨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三 种传播研究范式，即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 济学与文化研究，但在讨论中并没有论证她 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如果我们认为结构功能 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并不是宏观 意义上的传播研究范式，那么传播研究范式 究竟又是什么呢？事实上， 这个问题一些学 者也早有论述、在对传播研究范式进行阐述 后，回到杨文所探讨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 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笔者虽不能同意直接把 它们定义为范式，但对作者别具慧眼地选择 了这三者却要表示赞赏，因为这三者恰恰涉 及到我们上面所谈到的三种传播研究范式、 西方传播研究范式的引进为我们提供了丰 富的理论资源，而中国独特的传播实践也会 促使我们为传播学的发展做出自身独特的 贡献，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本文回应〈〈从冲突到对话一一评 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 与文化研究》一文，通过对范式概念的辨析， 将目前学界公认的三种传播研究范式一一 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以及批判研究一一 进行梳理；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探 讨这三种研究范式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最后 针对传播学多元范式并存的现状，提出要正 确理解范式之间的张力，避免其负面影响， 以促进我国传播学的发展。 ［关键词］传播研究；范式；社会科学； 诠释；批判 〈〈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6期发表了杨 茵娟女士的《从冲突到对话一一评传播研究 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 究》一文。杨文从传播研究范式的角度分析、 比较了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 研究，视野开阔，逻辑严整，是一篇很扎实 的学术论文。不过，笔者肯定杨文的同时， 也想对杨文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 并 想沿传播研究范式这一思路对杨文没有谈 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算是对杨文的一种 回应。 1、对传播研究范式的思考 杨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三种传播研究 范式，即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 研究，但在讨论中并没有论证她所采用的范 式概念。众所周知，范式这一概念是由库恩 提出的，金兼斌先生在他的一篇讨论传播研 究范式的论文中曾经指出， 根据库恩自己的 说法，其范式概念主要有两层意义：第一， 它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 价值、 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第二，它涉及该整体 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作为 一种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常规科 学其他疑题的解答基础。［1］从以上两种定 义来看，杨文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可能更接近 第二种。然而，国内学者现今在讨论研究范 式时多采用第一种更为宏观的、形而上的定 义，比如金兼斌先生同样援引西方学者的说 法，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范式，是有关科 学和社会基本性质的一组形上假定，无谓对 和错，而只是提供了观察人们社会生活的不 同方式和思路。［2］那么在这种目前在大陆 学界占主流的范式概念下，结构功能主义、 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都还不能直接被 定义为范式，更好的说法是它们是一些学派 或流派，它们是某些范式的代表，但其概念 要小于范式。 如果我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 学以及文化研究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传播 研究范式，那么传播研究范式究竟又是什么 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一些学者也早有论述。 潘忠党先生早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 文中，根据传播媒介的功能极具创见地提出 了探讨媒介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三种理论模 式，即表述模式、传送模式，以及把传播视 为社会交往仪式和文化的生存与再生的模 式。［3］当然，从整个国际传播学界来看， 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主要存在着三种 传播研究范式，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 研究范式以及批判研究范式。［4］这三种传 播研究范式当然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都存 在着差别。如果择其要点而言之，笔者以为 它们的差别首先来源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 学的区分。社会科学想仿效自然科学，因此 主张价值中立，认为学者必须不带个人偏见 地去揭示纯粹的客观规律；而人文学者认为 价值中立是无法真正做到的，研究工作具有 一定的价值导向不仅是可以的， 而且也是必 然的。这样一来，如果说社会科学主要是想 揭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么人文科学的 价值关怀已经让研究工作还带有了 一点揭 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性质。前者在传播研 究中直接产生了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强调客观，强调实证，强调规律性；而后者 在传播研究中又可以分为两支， 在具有价值 导向的前提下，一派强调理解，这带来了传 播的诠释研究范式；另一派强调批判，这带 来了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 在对传播研究范式进行阐述后，回到杨 文所探讨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 化研究，笔者虽不能同意直接把它们定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