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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志愿服务概况 一、我国志愿服务——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统一 虽然“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等外来词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志愿精神早就扎根于 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现代志愿文化脱胎于慈善文化，而慈善关爱早已融入到了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中。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构建了中国传统慈善思想。“仁”字由“人”和“二”组成，表示人与人之 “ 间互存、互助、互爱的关系，《尚书》中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等语。孔子把“仁”作为最 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并强调用爱来解释“仁”。如樊迟问“仁”，孔子曰：“爱 人”；孔子还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就是说爱人、助人、利人要自己主动去 做。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亲情之仁 爱的自然延伸，是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的关爱，超越了五服的同宗人、社区人乃至整个民 族，它体现的正是“行善”、?助人为乐”的精神实质。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韩 昌黎集·?原道》)，他首次提出了“博爱”，这虽然不同于近代的民主博爱精神，但扩大了“仁者 爱人”的范围。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指出人类与物皆是朋友，要爱一切人，爱一切物。 另外，“义”也是儒家道德标准之一，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也就是说，只有君子才能超越眼前的利益而成为道德的典范。儒家的仁爱观、义利观奠定了 中国的慈善传统基础，其所体现出的“行善”、“乐施助人”精神，与志愿服务的奉献、友爱精 神是相通的。 “我国另一位思想家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兼爱”可算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墨家的 “ “兼爱”是对儒家“仁”的发展与超越。墨子主张平等的爱，而不是有差别的爱，他说：?“视人 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还提出“爱人” 也包括“爱己”，他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 爱人也。”(《墨子·?大取》)墨子认为兼爱是互益的，他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 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即是说，兼相爱便会人人受利，因为仁者是以兴天 下之利为己任的，而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爱他。墨子平等的?兼爱”、“爱己”的思想，与现 代志愿精神的互助友爱、共同进步的宗旨是一致的。 我国的宗教文化也对慈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佛教大慈大悲的思想将慈善思想的外延扩展到 一种人所能及的可能范围，不仅关注人而且将此种慈悲扩及其他一切生物体，这是对爱的扩 大。道教的“积善成仙”思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道教慈善思想落实的激励机制，这与西方 志愿服务的宗教动机是一致的。 志愿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的延伸，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赋予 了时代意义。无论是儒家的“仁者爱人”，还是墨家的“兼爱”，无论是道教的“功过格”，还是 佛教的“慈悲为怀”，都拥有浓厚的爱人济世色彩，其济人、利人、惠人的思想与志愿服务所 倡导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作为近现代社会的新生产物，从西方引入的志愿文化，对我国传统 文化的仁爱思想起着提升的作用。 因此，我国的志愿服务应从祖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接纳西方志愿服务思想中的先进理 念，广泛开展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充满“大爱”的志愿服务事业。 二、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阶段 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一）孕育阶段（1986?年以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 20?世纪?60?年代，以雷锋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全国范围内的“学雷锋”活动，拉开了全民 团结互助、尊老爱幼、乐于奉献、学做好人好事的历史序幕，可以说，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 最集中、最大规模的带有志愿色彩的行动，为今天的志愿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从 本质上讲，“学雷锋”活动还不能算作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志愿者行动。我国志愿事业的启动是 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转型，才开始历史性的萌芽与飞跃。 （二）启动阶段（1987～1993?年）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改革发展的前沿阵地， 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私营企业成长、民间社团涌现、个人空间扩展，随着社会中产阶层的 发展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逐步得到加强。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 州、深圳，一批热心公益的民众在参考和借鉴香港、澳门“义务工作”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学 雷锋、做好事”，率先开始了志愿服务的探索，“志愿服务”的萌芽破土而出。1987?年，广州 市诞生了全国第一个志愿者服务热线电话；1989?年，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诞生了全国第 一个社区志愿服务团体；1990?年，深圳市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