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延安整风中的张闻天.doc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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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10-26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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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延安整风中的张闻天 PAGE PAGE 1 ———————————————————————————————— 作者: ———————————————————————————————— 日期: PAGE / NUMPAGES 第四篇 延安整风中的张闻天 一,整风开始,张闻天首当其冲 毛泽东常说“不破不立”。那么延安整风要立的和要破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1 这个“道”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整风也就是为了立毛泽东及其政策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为此就得破对他有妨碍的人和事,主要是苏维埃后期的“左”倾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由于这条路线被后来党史上定名为“王明路线”,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人们自然会认为批判的第一个目标必定是王明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整风的酝酿和开始阶段,首当其冲的却是张闻天。2 这是当时延安人大都心里明白,并在下面有所议论的。 毛泽东的几篇整风报告,声讨教条主义、挖苦“理论家”,人们一看,就知道主要矛头是对着张闻天。特别是《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中的“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更是明显地指张闻天而言。因为张在六中全会的报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提纲),3 就前后引用了四种符号分段,大家议论中一对比,很容易联想到的就是这篇。(其实,1939年6月毛泽东的《反投降提纲》,4 所用数字符号比张还多,但因当时多数人看不到,即使听到看到也不会联想到,所以没有相关议论。) 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张闻天,这也是张本人完全察觉到了的。他在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就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和检查。他说,在“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后来)实际上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而正是宣传教育工作常遭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有时“还引起了我的反感”。“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觉得当时王明活动的方针是:一方面组织自己的宗派势力,……另一方面捧毛泽东同志以抬高自己,对我则暗中加以打击。”“联系到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宣教工作的责备与批评很严,对长江局的严重错误则置之不问,这使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毛泽东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围,因而要打我一下,表示他对我没有偏心,以便团结其他同志。”由于总是受到批评和责备,所以“我的工作情绪不高,我一方面提出,要求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另一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做到少负责任。”“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找陈云、康生谈谈,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确经中央看过,而且均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因此事情不好办。”5 感到有点动辄得咎,很难正常工作下去。1941年六七月,张闻天终于按陈云、康生建议,主动找毛泽东谈了一次话。这次“他谈的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我。第二次,他约了康生、陈云、弼时同去谈,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阵,说我有狭、高、空、怯、私的毛病,说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我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说我在会理会议以前政治动摇等等。我听了虽然不舒服,但我仍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九月政治局会议开始时,我觉得会议的主要打击方向是我。王明当时兴高采烈,想乘机向我进攻。”6 这里引张闻天的话多一些,是为了以他自己的亲身感受,证明延安上层的整风,从酝酿准备起直到1941年九月会议,批评矛头一直是冲着张闻天的。而且不仅是毛泽东带头责备与批评,更如上引胡乔木的话,批张还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7 文章很多。如李维汉1942年3月1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一文,就直接批评“领导干部教育的负责人”,3月24日陈云《到什么地方学习》一文,也批评把“干部长期放在学校里‘学习理论’”,等等。甚至为了批判还可以不顾事实,像胡乔木指出的,“说文艺座谈会是为了纠正文委工作(张闻天领导)中的问题,这话不符合实际。这是后来的一种解释,是做文章”。8 李维汉在八十年代也改口说,“1939—1940年第一阶段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共4068人。教条主义也影响轻微。”9 就是上述毛泽东的批评,不但偏激过火,而且大部分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同他历来对张闻天的评价:开明,讲明主,不争权等,就显得自相矛盾;10有些更是无中生有,如说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上煽动林彪、彭德怀反对他,以及“政治动摇等等”。对于诸如此类的批评,特别是毛泽东所谈,张闻天听后甚感委屈。但他没有多加辩解,而是从大处着想,严格要求自己,爽快地承认了错误。因为从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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