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docx

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史学界，在打破研究官经济的桎梏之后，都出现了许 多不同的流派。西方世界以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 1929 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大旗上，中国则在三十年代“中 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 1938），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两者使用的经济、社会两词易位，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的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六七十年间，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政治社会环境中生长，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学术文化的沟通和传播是不分国界的，这两个存在于不同 文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吸收与互动的历程。这里，我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谈谈我的认识。 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 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 1996 年 11 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 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 ,, 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 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 ,, 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 义。 ,,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 ?燃?。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道的商店帐簿、民间契约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 在外国且有许多的专门学者，埋首于此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贵的著作，而在我国则方正开始萌芽。本书对于此点也特加注意 ,, 这一个史料搜集法，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 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 ?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 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 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 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