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与经理人风险态度偏差所引发代理成本的抵减.doc

PAGE PAGE 2 股东与经理人风险态度偏差所引发代理成本的抵减 EVA调整事项必要性的一个定量化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李春瑜* * 作者简介：李春瑜，河南人，1973 社科院工经所企业财务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博士。电话邮箱： li7313@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月坛北小街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00078 摘要 EVA调整事项是EVA区别于RI（Residual Income）的重要标志，也是EVA倡导者所宣传的EVA重要“卖点”。在理论界，调整事项必要性的争论一直存在；在实务界，推行EVA管理模式的企业对待调整事项也是千差万别。本文有别于一般的研究思路，在构筑股东和经理人投资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在股东与经理人风险态度不一的假设下，采用数理推导的办法来论证EVA调整事项存在的必要性。本文的研究表明，由于经理人相对股东更容易回避风险，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往往会放弃收益率小于经理人最低要求报酬率、但是NPV却大于零的投资项目，这样就会加大代理成本，损害股东的利益。EVA调整事项使得费用（成本）的确认时间向后推移，从而能够产生对股东和经理人因风险态度偏差而引发代理成本的一种递减作用，保护股东的利益。 关键词: EVA 调整事项 代理成本 递减 数理推导 引言 EVA（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受理论界和企业界关注的公司业绩评价指标之一。 EVA源自于传统的财务指标RI（剩余收益，Residual Income），它同RI最大的不同，是EVA计算时针对GAAP（通用会计准则，General Accounting Agreement Principle）的处理方式进行了若干调整（Kablan，Atkinson 1998）。这些调整被称作“EVA调整事项”。按照EVA创始单位美国Stern-Stewart管理咨询公司的观点，以EVA进行业绩评价时，调整事项有助于克服GAAP中不利于经理人进行正确决策和判断的成分，并改变经理人短期化倾向，从而尽可能使股东与经理人利益一致(Bennet Stewart 1991)。 作为EVA区别于RI的重要标志，调整事项备受人们的关注，关于调整事项的观点也是分歧很大。有对调整事项予以极高评价的，认为调整事项是重要的理论创新，调整事项使EVA超越了“财务指标”的范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指标”（Brewer Peter C，Chanddra Gyan（1999）；Paul Nichols（1998））；也有些学者认为调整事项的必要性不大，以RI或EVA作为评价指标并无本质上的差别(S.David Young1999; Davod.F.Key 1999; Shimin.Chen,James.L.Doad 1999)；还有些学者对调整事项提出质疑，认为“通过会计调整来解决会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就方法论而言是矛盾的”（Mcintyre,Edward.V 1999）。所有当前这些关于调整事项的研究，要么是从定性分析的角度，逐项阐述调整事项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要么是以证券市场的财务数据作样本，就调整事项“有”或“无”两种情况下EVA的信息含量进行统计分析。本文的研究另辟蹊径，选取另外一种方法：建立股东与经理人投资决策的基本数量模型，用数理推导的办法，求证EVA调整事项内含的基本逻辑。 激励合同（Incentive Contract）是股东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为避免经理人损害自己的利益及激发经理人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和经理人订立的契约。在合同中，股东需要和经理人确定：企业经营结果和股东给予经理人利益的基本关系。股东需要通过订立激励合同去规范和约束经理人的行为，使经理人的行为指向与自己的利益取向一致。按照 Jensen，Meckling（1976）的观点，在信息对称背景下股东获得的净收益，要大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通过签订激励合同获得的净收益，两者的差额被称作代理成本（agency cost）。代理成本包括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保证支出和剩余损失三部分。代理成本的大小决定了激励合同的“优劣”，代理成本最小的合同被称作最优合同（optimal contract）。在激励合同设计中，业绩衡量指标的选择是一项重要内容。不同的衡量形式决定了不同的考核结果，造成激励合同不同的代理成本。作为衡量指标，EVA可以被引入激励合同中，通过激励合同，围绕EVA构筑的激励体系将对股东和经理人间的博弈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在对EVA调整事项介绍及基本特征概括的基础上，试图用数理推导证明，EVA计算时调整事项的存在，会对减少代理成本产生积极作用。 EVA调整事项的基本特征 按照STERN--STEWART公司的观点，为了得到“精确”的E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