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整合(上).doc

作者： Rasmus Rüffer Marcelo Sánchez Jian-Guang Shen 摘要：本文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原因。结果显示，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扩张受外部因素（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影响依然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这就为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提供了有力依据。同时，本文也在某些方面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提供了经济转型的理论依据。 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快速融入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本文分析了推动亚洲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因素。我们通过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评估了 10 个亚洲经济体在 1979 年第一季度 至 2003 年第四季度期间受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利用信号限制条件 (sign restrictions)法分析了内部结构性因素。方差分解 (variance decomposition) 显示，亚洲经济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因素，而且这种特征表现地越来越明显。我们通过相关性和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比较了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内部结构性因素差异，进而分析了内部结构性因素达到何种程度能够形成一种区域维。亚洲经济体在结构因素方面的联动程度相对有限。虽然主成分分析法显示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联动程度在逐渐加深，但相关性分析却显示在下降。这可能体现了地区整合是以牺牲双边经济利益为代价的。 最近几十年，亚洲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与此同时，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整合也在快速推进。因此产生的结构性变化似乎对每个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力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而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表现受到三个重要因素影响：全球、地区和经济体。从全球角度讲，地区间联系程度的提高产生的结果是对其他地区依赖的加深。同时，地区内部经济体联系越紧密，则越可能增强商业周期的区域维实力。最后，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能够提高国民收入，这提高了一个经济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前两个外部因素意味着亚洲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在加深，但同时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在增大；第三个因素说明，一个经济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对商业周期波动会产生更大影响。本文将重点评估这三种因素的重要性。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整合结构方法分析了外部因素对东亚经济体内 部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我们通过 VAR模型评估了 10 个亚洲新兴经济体。在有 关发达经济体的文献（ Faust (1998), Canova and De Nicol ò (2002) 和 Uhlig (2004) ）基础上，我们利用信号限制条件通过简化后的模型分析了结构性因素。这种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它依靠一组影响力相对较小的限制因素，因此不会出现短期和长期意外强劲增长问题。 在结构性因素分解的基础上，一方面，我们利用方差分解解决了不同类型内部因素对每个经济体影响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解决了一组全球可变因素对每个 经济体的整体影响问题。此外，我们还通过相关性和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内部结构性因素对形成的区域维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如果亚洲地区表现出强劲的地区增长动力，则这种特征就会明显地体现在各个经济体结构性因素的联动上。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而言，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主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对所有变量和所有经济体来讲，外部因素占误差方差的比例达到了57%，四种内部因素在剩余的比例中所占份额相当。然而这一结果没有体现一些经济体和变量之间存在的有趣差异。有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外生变量占方差 的比例从 57%上升到了 75%，说明外部因素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增强。从内部发展的区域维考虑，双边相关性分析和多边主要构成分析结果均显示， 不同亚洲新兴经济体内部因素的联动程度相对有限。主要构成分析结果显示，联动程度有所提高，尤其是需求和货币因素方面。但是相关性分析显示，联动效应却在降低。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在亚洲地区间整合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任何两个经济体的双边相关性在降低，而这种相关性在整个地区间则表现得愈加明显，地区内结构性因素的联动则表现得更为广泛。 分工程度的提高降低了经济体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从而导致传统的贸易开放措施以及外部风险越来越无效，这种情况在亚洲表现得尤其明显。此外，贸易占GDP的比例等传统衡量指标并未考虑内外部冲击的波动程度；对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来说，如果内部冲击程度不及外部，那么这个经济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更大。同时，在经济整合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整合速度尤其迅速，因此造成经济体之间非贸易联系程度加深，基于贸易开放程度的衡量指标很好地反映这一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衡量经济体开放程度以及受外部影响程度等问题上，本文采用的 VAR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