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研究的省思.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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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 “文化史研究 ”,首先要涉及到对 “文化史 ”的理解问题。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特别是近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在持续进行,甚至某种 程度上还可以称得上繁荣,但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文化史的理论反思,却是 始终不足的,即便与国内学界社会史的理论探讨相比,也要远为逊色。 80 年代之初,周谷城前辈提倡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建议文化史的研究者们先按照各自的理解去埋头著述,暂不要过多地去进行理论方面的讨论。这一做法在当 时也许存在某种必要性,但由此导致的对于文化史学理论的忽略及其认知的局限性,如今已是越来越成为制约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因素了。编辑。 (一)这些年,国内学界专门探讨文化史理论的论著极少。在笔者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专论中,常金仓先生的《穷变通久 ——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值得一提。该书作者不满于国内的许多研究停留在文化人物和事件的描 述、评判水平,以及对文化各门类的拼盘组合层次之现状,极力强调文化本身及其研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对于现今的文化史研究不无针砭意义。在这方面,他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日本文化史家石田一郎的某些观点。石田一郎指出: “对文化史学的最大误解,是将 ‘文化 ’视为相对于政治及经济的、有关宗 教、学术、艺术等的狭义的文化现象,从而把 ‘文化史 ’看作是部分地或综合地记述该类历史的一种特殊史 ”。[1] 常金仓加以发挥道: “历史学家之所以采取文化史的研究策略,正是要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作文化加以整体的考察,正是这个整体性才能克服旧式叙事史的个别性和独特性,从而发现文化发展的一般原理。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学术思想都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他们割裂开来分别研 究,犹如将一个人肢解以后再去研究他的各种生理活动一样 ”。[2] 基于此种认识,常氏还明确声称,文化史学的任务就是要超越 “处于事件、人物水平上的最肤浅、最粗糙的历史学 ”层次,而须把 “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由事件人物表现出来的各种文化现象上 ”,“文化史学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大量的事实中捕捉、发 现、确定文化现象 ”,然后加以阐释解析。至于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可行,他则诉之于所谓的 “以文化解释文化 ”的策略,即 “把一种文化现象分解为若干相对单纯的文化要素 ”,再努力去揭示这些要素之间的 “组合方式 ”。在他看来, “文化只有 1 / 5 靠它自身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借助于自然环境等文化以外的因素来解释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 [3]此种观点,受到了怀特《文化的科学 ——人类与文明》一书某些说法的影响(怀特曾说: “根据文化以解释文化不过是说,文化要素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综合 ”[4])。同时,它与法国新一代年鉴学派的有关看法,也有一致之处。在法国,新一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们也认为, “不可能用文化层面以外的经验来推论解释文化实践 ”。[5] 阿普尔比( appleby,j.)等著的《历史的真相》一书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新文化史研究同样具有此类特点,并指出: “后现代的解释理论并不止于强调文化产物的完整性,它们不允许任何人将 文化与文化之外或之下的事物扯上关系。不论是将文化与自然环境还是物质条 件联系起来讨论,他们都予以质疑。 ”[6]可见,这种观点的确很有影响,值得深 思。常金仓等关于文化因素整体性把握的强调,笔者大体上予以认同,他主张 以抓住带有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 “文化现象 ”为深化文化史关键点的研究方 法,笔者也深以为然。不过,他所理解的文化范围毕竟还是过宽了一些,因而 对基于这种宽泛理解意义上的整体性的强调和 “以文化解释文化 ”策略的固执和 排他,也就多少显得有点偏执。实际上,文化还是存在其自身界限的,政治、 经济等现象在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确可以被看作文化,但 就其本质来说,它们仍然有着不同于文化的独特内涵。因此,在笔者看来, “文化史 ”研究其实包涵两个方面的涵义,或者说它实际由两方面的内涵构成: 首先,它意味着一种为了研究方便而作出的论域之相对设定,是要把历史上有别于政治和经济的文化之发展内容作为专门研究的整体对象;其次,它也是一种方法、一种视角,它要求从文化的角度来发现、分析和认知社会历史问题。但它并不把一切社会历史现象都当作纯粹的文化现象,而是认定一切社会历史现象中,都含有程度不同的文化因素(如社会心理、政治态度和经济思想等)。揭示这些文化因素的独特存在形式和活动方式,其内在的互动形态、整体结构及其外发的社会功能,我以为就是文化史的研究任务。以上两方面的内涵,常常要被人看作是相互矛盾,其实不然,它们在根本上相互统一。那种认 为文化无所不包的论调无疑是荒唐的,同样,无论何种形式的 “文化决定论 ”,也诚如秦晖所言,可能终究是贫困的。但文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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