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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识大势谋大局的领导艺术
善于观大势、 谋大事, 把握工作主动权, 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着重练就的
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本领。作为伟大的战略家,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显示出其高瞻远瞩、 提纲挈领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高超的领导艺术, 为各级干部如何观大势、谋大事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毛泽东特别看重领导工作中的大局观和预见性两个方面。他曾说: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 不但要看到部分, 而且要看到全体。”这里, 毛泽东强调的是大局观, 即要注重事物的整体性, 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还说: “领导和
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 叫不叫领导?
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 如果什么也看不见, 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
挥台上, 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那是平平常常的, 也
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 当桅杆顶刚刚露
出的时候, 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并能掌握住它, 这才叫领导。”这里, 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预见性, 即要对事物的发展变化预先有判断。大局观和预见性, 即战略思维能力的两个重要环节, 在毛泽东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 体现得尤其突出。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 此时, 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剧烈, 毛泽东往往能把握住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发展, 并合理利用这种趋势, 将全民族抗战一步步推向前进。
一、观大势:看清发展的主流方向
观大势, 看清事物发展的主流方向, 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尤其是在
战争年代, 各种信息的获得还不够及时和完全, 在各种状况还不明朗的情况下,
准确把握时局更是难上加难。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 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极
好的榜样, 其中, 他在卢沟桥事变后对时局的科学把握和准确判断, 是一个
十分突出的例子。
1937 年 7 月 7 日夜, 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 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
军发动进攻, 是为卢沟桥事变。 80 多年过去了, 我们今天十分自然地认为:
卢沟桥事变是全民族抗战爆发的起点。 然而, 在当时情况下, 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远不像今天这样清晰而明确。 据当时一名普通学生回忆: “开始头几天, 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院子中的邻居们自然是议论纷纷, 人们总爱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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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方面想, 有的幻想着这是局部问题, 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 有的则认为
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大刀队一定可以打胜仗。 ”市面上最初几天,“ 还比较正常, 城
门也未关, 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正在暑假期间, 大中小学都放假了, 当时外地学生不少, 大部分都已回乡了。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 一时也未波动。”回忆者虽不是征战的将帅, 也非指点时政的政要, 但
他所代表的正是经历了战争的普通民众, 所以也更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不完全
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 这倒也不能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来苛求前人。首先, 在历
史的长河中, 当事人身处巨变之中, 观察的视角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不如我们后人清楚, 没有全局的感性认识和前后历史的比较, 也就往往感觉不到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拉长历史的镜头, 在更长、更广的历史时空内对比前后的变化, 才能对事物的重要性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从当时的经验看, 在卢沟桥事变之前, 自九一八事变始, 已
有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等抗击日军侵略的数次交战。上述交战后, 国民党政府
也只是通过《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等,
被迫承认和接受了日本侵占中国
大片领土的事实。因此, 当事者容易认为,
这次事变也会像前几次交战一样,
只是局部的冲突, 很快会被平息。
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 8 月 9 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讨论时局
问题。会议的主持者也认为:全国抗战已经起来,
这样说还早了点,
应该说接
近全国抗战, 把事变的曲折性包含在内是有好处的。
此时, 形式上执掌全国政
权的蒋介石是怎么看的呢?卢沟桥事变次日,
他在日记中记道:“倭寇在卢沟桥
挑衅, 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 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
使华北独
立化乎。”事变一周后, 对于日本是否真的开战,
他仍不能确定。他认为, 日
本政府的强硬表示, “皆为内虚中干之表示也” ,
“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
以东地区, 成立伪组织” .对于是否应战, 蒋介石也是举棋不定, 自问道:“决心应战, 此其时乎。”并且相当坚定地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尽管蒋介石在 13 日终于决定拟对日宣言, 但他也只是将宣言当成一种策略, 并无真
心开战之意。他自己坦言: “倭寇既备大战, 则其权在倭王, 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 或可转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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